张一飞

    民国38年（1949）9月19日，经过简单布置的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显得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挂着“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的隶书横幅，台上摆着几张长桌，上铺洁白的台布，桌上放着用黄色虎皮宣纸抄好的通电文稿和笔墨。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华北“剿总”绥远指挥所主任董其武、绥远省参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等绥远国民党军政要人和各族各界人士共38人，表情严肃地围坐在长桌旁，等待着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依然身着戎装的董其武从容地站起来宣布：“各位先生、弟兄们，绥远起义自今年（民国38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开始酝酿，历经8个月，今天终于达成。历史选择我们，我们选择和平。这庄严的时刻到了。”李忠孚（董其武秘书）双手捧起《绥远和平起义通电》，大声地读起来：“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崇高的敬礼……”
    通电宣读完后，董其武宣布：“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现在开始！”董其武签完字后，顺手拿起一个小茶碗扣在自己的签名下面，留待孙兰峰补签。随后，在座的绥远军政要员张钦、鄂友三、荣祥、刘万春等依次在通电上签字。随着“王质武”最后一笔落定，与会者热烈鼓掌。
    “绥远方式”的提出源于民国38年3月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大战役后剩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其一是“绥远方式”。“绥远方式是有意识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重要部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透彻分析全国和绥远的革命形势后制定的战略决策。
    民国37年9月至翌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华东战场上接连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歼敌154万余人，国民党的军事主力被摧毁，反动统治已呈日落西山之势。当北平和平解放的通电发到千里之遥的绥远时，绥远国民党军政人员颇感震动，“绥远怎么办”的问题已摆在绥远当局的面前。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的董其武在北平解放的第二天即飞往北平，会见他的老上司、老朋友傅作义将军，请示绥远的前途问题。傅作义对他畅谈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和绥远今后的去向，董其武心中逐渐有明确的目标：走人民的道路。返绥后，董其武将此次谈话精神向所属军政人员做传达，绥远走和平解放道路的议程在董其武等部分赞成和平军政人员的支持下，开始启动。
    民国38年3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林彪、聂荣臻、贺龙、李井泉等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珊。席间，宣布由贺龙接管主持绥远问题的谈判，贺龙遂指定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为解放军方谈判代表。傅作义也指定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为傅方谈判代表。双方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开始具体商谈绥远问题。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协商，双方于同年6月8日签订《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即《绥远协议》。《绥远协议》的签订，标志着绥远在和平解放的道路上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但《绥远协议》的签订，并不意味着协议各项条款落实是一帆风顺的。国民党为阻挠和平进程，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破坏活动。国民党特务到处散发传单，对赞成和平的人竭尽污蔑、恫吓之能事。甚至投放手榴弹威胁来绥协助董其武实施协议的傅方人员王克俊。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也亲自出马，利用绥远部队与山西的历史关系，一方面用金钱和地位拉拢军官，企图挑起叛乱；另一方面用明升暗降、架空军权的办法威胁董其武。
    为保证《绥远协议》的各项条款落到实处，中共中央华北局抽调富有统战工作经验和在金融、贸易、铁路工作等方面有专长的干部20多人，组成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协助董其武贯彻执行协议条款，宣传共产党和平解放绥远的政策，争取社会各族各界群众的支持。在联络处人员积极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一家，既往不咎，妥善安置，量才录用”的政策深入人心，和平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绥远协议》的落实工作逐步向纵深发展。
    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绥远和平解放的进程十分艰难。董其武等倾向和平解放的军政人员和各界人士决定请傅作义先生来绥远，亲自说服那些对和平解放持怀疑态度的人，清除和平道路上的障碍，促成和平起义。经毛泽东主席批准，民国38年8月25日，傅作义和邓宝珊携带中共中央专批的20万银元和其他慰问品抵达归绥，开始和绥远各阶层的联络。傅作义和董其武、刘万春等军队高级将领会谈；会见张钦、荣祥等政府各级人士，接见蒙汉回知名人士、工农代表，听取各方意见；面见士兵，发放慰问金。傅作义将军以他的地位和声誉，使绥远和平起义得到绥远军政当局绝大多数高级官员的赞同，和平解放的进程出现转机。9月11日，傅作义发电报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详细汇报来绥后的工作情况，并提出处理绥远问题原则和步骤，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首肯。傅作义和邓宝珊来绥后，国民党上至蒋介石，下至绥远特务机关，立即紧张起来。他们软硬兼施，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最后挣扎。蒋介石两次电邀傅作义赴重庆晤谈，甚至约好飞机接应的时间、地点。广州的国民党电台不断宣传傅作义、邓宝珊“脱险”、“归来”的消息，欺骗舆论，混淆视听。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则密电在绥特务对傅、邓进行刺杀。9月17日，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来到包头，面见傅作义，做最后的说服。对此，傅作义将军义正辞严地进行驳斥。
    民国38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仪式正式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