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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的灭亡，标志着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历史的终结。新旧社会体制的转变，内忧外患的交织，使敕勒川地区在20世纪上半叶三十余年的短暂时间中，经历了空前的危难，政局动荡、日寇入侵、兵燹匪患、烟毒泛滥、灾害频繁、经济凋敝，各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民国成立后，敕勒川地区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行政格局和经济格局的改变。自1912年民国政府推行厅改县制度之后，沿黄河北岸、阴山两麓区域，地区经济已完成了向农业化的转变，农业人口已经超过牧业人口（1912年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和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族人口为234913人，汉族人口为395087人）。1914年，北洋政府在敕勒川地区设置了准省级区划“绥远特别行政区”，实现了晋绥分治，管辖绥远道、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下辖9县、3个设治局（包头、临河、大佘太）及土默特左右翼2旗、伊克昭盟7旗、乌兰察布盟6旗。1928年9月，南京政府发布《改热河等省区为行省通电》，宣布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均改为省。绥远特别行政区改为绥远省，所辖区域除土默特特别旗、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之外，建在原察哈尔右翼四旗的丰镇、凉城、兴和、陶林、集宁五县也划归绥远省，敕勒川西端的阿拉善旗划归宁夏省。在1914年—1937年期间，敕勒川地区先后又产生了包头县（1926年）、固阳县（1926）、临河县（1929年）、磴口县（属宁夏省，阿拉善旗境内，1929年）、安北设治局（1925年）、沃野设治局（属宁夏省，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境内，原称陶乐设治局，1930年）等县级区划。
    1937年7月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日军10月占领归绥、包头，敕勒川大部分地区沦陷。在日本侵略军的扶持下，以德王为首的蒙古王公先后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1937年11月—1939年9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39年9月—1941年8月）和“蒙古自治邦政府”（1941年8月—1945年8月）傀儡政权，统治区域包括乌兰察布盟、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伊克昭盟（达拉特旗黄河沿岸、准格尔旗黄河以北）、巴彦塔拉盟、厚和豪特市（即呼和浩特）、包头市以及晋北大同、冀北张家口、宣化等地，1938年后政治中心设在厚和豪特市。巴彦塔拉盟是伪蒙疆政权设立的新的行政区划，成立于1937年12月，盟公署设在厚和豪特市，管辖范围为土默特左右翼旗、察哈尔右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丰镇、兴和、集宁、陶林、凉城、巴彦、萨拉齐、和林格尔、托克托、清水河、武川、包头（1943年包头成立西部临时行政区，萨拉齐县、固阳县、安北县、包头市划归该临时行政区管辖）。
    在日军的军事压迫下，绥远省政府在1939年迁徙至今巴彦淖尔市陕坝，抗战时期成为临时省会。所管辖的区域仅限河套地区的五原县、临河县和伊克昭盟地区。与此同时，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傅作义率三十五军进驻河套地区。抗战期间，绥远政府在控制区推行新县制，将五原县、临河县和安北设治局重新划分为五原、晏江、狼山、临河、米仓、安北6个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统治敕勒川地区的蒙疆傀儡政权也随之崩溃，国民政府重新掌握对该区域的管理权，旧体制被恢复，厚和豪特市恢复为归绥市，巴彦塔拉盟被取缔。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北平和平解放，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于9月19日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绥远和平解放。
    民国时期敕勒川地区特殊的社会环境、地理区位和资源条件，导致了该地区社会动荡较之内地更为激烈。其一，敕勒川属边疆民族地区，清朝的灭亡，使该区域社会组织结构面临重构，盟旗制度瓦解，新建立的省县制度有待完善，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使社会组织涣散、社会秩序混乱势在必然；其二，地处中原与大西北和蒙古地区往来之战略要道，尤其在平绥铁路修通后，是兵家必争之地；其三，以河套为中心的沿黄河地区，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产粮区，为军队的驻屯提供了物质条件；其四，清代旅蒙商的繁荣，归绥、包头富商云集，使该地区富甲一方，再加之鸦片的大规模种植，又使敕勒川成为各种势力、尤其是军阀和土匪垂涎的乐土。正是在此背景下，民国时期的敕勒川地区出现了诸多罕见的社会现象。
    兵祸频发。自民国初年开始，敕勒川地区先后有冯玉祥部、阎锡山部、张作霖部和傅作义部进驻，除傅作义部是根据抗战需要驻防之外，其他各部均属军阀割据。各派之间诉诸武力争夺地方控制权，再加之日本侵略者的入侵，敕勒川民众完全是在战火中煎熬了三十多年，除正常的徭役赋税之外，人民大众还承担着极其沉重的军备费用，以大灾之年的1928年为例，归绥县百姓每年需要交付军草800万斤，豆料二千三四百石，差车200多辆。负担之重可见一斑。
    匪患猖獗。民国时期绥远地区的匪患闻名全国，据《绥远通志稿》统计：民国初二十年绥远的著名匪首就有265人。土匪大体由三部分人组成：军阀部队遗留的散兵游勇，哥老会、青帮等秘密社会的成员，不良农民。根据匪帮人数和武器装备，当时人们将土匪分为三个类型：其一为“不浪（方言意为棍棒）队”，主要使用棍棒等原始武器袭击抢劫行人；其二为“牛腿队”，使用自制武器抢劫、绑架；其三为“独立队”，使用现代武器，具有一定规模，少则上百，多则成千，已形成军事化组织，他们或与帮会勾结，或与军阀私通，攻城掠寨，烧杀抢掠，社会危害最大。例如出身于丰镇的巨匪卢占魁，自1914年至1924年的十年间，聚集土匪最多时达到20000余人，横行绥远、晋北地区，1915年曾洗劫萨拉齐、托克托，对绥远地区社会稳定造成巨大破坏。
    鸦片肆虐。绥远地区种植罂粟始于咸丰年间（一说同治年间），到清末已成为全国闻名的鸦片产区。土默特、河套和后山烟田遍布，民国初年，仅萨拉齐县烟田就达到14000亩，五原县、临河县每年输出的鸦片价值68万余元，绥远省每年的“烟亩罚款”收入达73万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3。民国初年，政府曾禁止罂粟种植和鸦片贩卖，但禁而未绝。此后统治绥远的官员、军阀——马福祥、李培基、阎锡山、孙殿英乃至傅作义，土匪卢占魁、王英之流，均将鸦片贩卖视为生财之道，鼓励甚至强行推广罂粟种植，为鸦片在敕勒川地区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侵略者占领绥远后，为了聚敛军费，以强制的手段扩大罂粟种植面积，1939年呼和浩特地区罂粟种植面积达到百余万亩，出现了耕地里“除了洋烟没庄禾”的恐怖景象。鸦片给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创造了丰厚的财富，但给敕勒川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大量的民众沾染了吸食鸦片的恶习。1935年的调查资料显示，在绥远省102878位被调查者中，有7751人吸食鸦片，比例达到7.5%，归绥市1931年有12000户，其中9000户嗜好鸦片。鸦片泛滥破坏了生产力，使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大量匪患的出现显然与鸦片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外敌的入侵，使敕勒川地区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生产力遭受了极大的摧残，到20世纪30年代，绥远省现代工业仅有毛纺、电力和面粉加工，除包头电灯面业公司初具规模外，其他工业企业无足挂齿，更多属手工业。随着1923年平绥铁路通车，包头的商业规模逐渐超过归绥，京、津、陕、甘、新疆、内外蒙古的货物大多由此转运，但大宗商品仍然是原料类的毛皮、药材和活畜。受大规模罂粟种植的影响，农业生产急剧萎缩。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下，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敕勒川大地上风起云涌，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数民族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色摇篮，也成为抗战时期全国著名的抗日前线。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关注少数民族人民的前途命运。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深入蒙藏学校，在土默特籍蒙古族青年学生中培养了一批革命者，1924年，多松年、李裕智、乌兰夫、吉雅泰、奎壁、高布泽博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蒙古族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兴起的年代诞生，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蒙古民族中传播以及后来少数民族自治区最早在内蒙古的诞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绥远、包头成立工作委员会，吉雅泰任绥远特别区工委书记，李裕智任包头工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敕勒川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正确的方向，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产生了一系列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如1926年反帝、反军阀的“五原誓师”，1927年的反军阀、反贪官污吏民众运动“孤魂滩事件”，1936年的抗日武装“百灵庙起义”，均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腥风血雨的年代，像多松年、李裕智等一批敕勒川优秀儿女为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抗日战争期间，敕勒川成为抗日前线。鉴于敕勒川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立即发出了《关于蒙古工作的信》，提出：“我们的口号是蒙古民族，不分盟旗，不分上下，团结一致，抗日援绥！保卫绥远！”确定“蒙汉联合抗日，是目前绥蒙工作的最高原则”。根据中央的部署，八路军一二〇师组建大青山支队，于1938年9月挺进大青山，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形成，既对日本侵略者形成军事打击，也极大地牵制了日军的军力，同时对当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匪患的消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之际，社会各界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外虏。傅作义将军率部驻守河套，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4月期间，连续发动包头、绥西和五原三大战役，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最终迫使日军无法西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敕勒川还产生了在全国有影响的“蒙旗抗日三女王”——茂明安旗扎萨克遗孀额仁庆达赖、乌拉特后旗扎萨克遗孀巴云英和乌拉特前旗扎萨克遗孀奇俊峰，被誉为“蒙古姊妹巾帼英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迅速控制了敕勒川地区，绥远省政府、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第12战区长官部迁至归绥。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抢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和绥蒙解放区，一方面实行白色恐怖，搜捕杀害共产党人，迫害进步人士和学生，征军粮、抓壮丁，使敕勒川地区的经济社会更加凋零。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全线溃败，经过两次绥远战役，至当年10月，国民党军队在敕勒川仅龟缩在归绥一城。随着北平和平解放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结束，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和平解放的“绥远方式”，经多方协商，1949年6月8日《绥远协议》正式签署，9月19日，董其武等39人代表绥远省国民党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
    古老的敕勒川迎来了新生。
                  （本文作者为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