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联盟
被世人誉为“天堂草原”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广袤地域，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就已有人类存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内蒙古高原上的这片热土，是中华多民族活跃的大舞台。从远古的猃狁、鬼方、诸狄、诸戎，到春秋战国时的林胡、楼烦，再到秦汉以来的匈奴、汉、东胡、鲜卑、敕勒、乌桓、突厥、回纥 (鹘)、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众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互相碰撞、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共同创造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内蒙古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百花园中，内蒙古文化是风韵独特的一枝奇葩。
一、 地理环境与内蒙古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部边疆，横跨中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它的东部分别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毗邻，西界甘肃，南靠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四省区，北部与蒙古国和俄罗斯国接壤。土地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三位。总人口2 422.1万人，其中蒙古族441.6万人（2009年末）。内蒙古自治区地处蒙古高原，平均海拔1 000米以上，从东到西依次分布着森林、草原、沙漠和戈壁。森林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部。草原有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乌兰察布、鄂尔多斯和乌拉特六大草原，沙漠有巴丹吉林、腾格里、巴音温都尔、乌兰布和、库布其五大沙漠。戈壁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阿拉善高原南部和额济纳河两岸。境内草原和沙漠占据了大部。内蒙古的山脉由绵延于东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的大兴安岭山脉，横亘于自治区中部的阴山山脉，屹立于阿拉善高原东缘的贺兰山脉组成，在历史上是众多少数民族的发祥地。内蒙古境内有黄河、永定河、滦河、西辽河、嫩江、额尔古纳河、乌拉盖尔河、锡林郭勒河等主要河流。其中黄河、西辽河孕育了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等远古文明。除此以外，内蒙古还拥有松辽平原的一部分和河套平原、土默川平原。内蒙古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具有降水量少而不均、寒暑变化剧烈的显著特点，冬季漫长而寒冷。
地理环境是决定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内蒙古自治区这种特殊的地理和生态环境，使北方游牧民族的先民们选择了“居无场所，逐水草而进”的游牧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风格独特的地域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今内蒙古地区就曾有秦赵燕等政权进入。秦时期，以修筑在阴山山脉的秦长城为界，今内蒙古地区南部在秦的管辖之下，其北部则属匈奴政权。南匈奴归汉后，今内蒙古地区属汉朝之统辖范围。南北朝时期，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嘎仙洞南迁，而后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王朝，其疆域囊括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
唐代，对归附的北方诸族实行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建置，大的部落称都督府，小的部落称州，总称为羁縻府州，由朝廷任命诸族首领进行管理，使整个今内蒙古地区纳入了唐朝的版图。
宋、辽、西夏、金时期，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今内蒙古地区大部属辽、金管辖；西部的鄂尔多斯市与阿拉善盟一带，则在西夏王朝统辖之下。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建立大蒙古国；继而忽必烈创建元朝，统一全国。今内蒙古地区，皆在其辽阔的疆域之内。
明代，明朝与北元政权曾在今内蒙古地区一度形成对峙局面，但明蒙双方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始终是主流。
清代，整个今内蒙古地区归清王朝统辖。清政府实行盟旗制度，把蒙古地区分为漠南内蒙古、漠北外蒙古，又把内蒙古分为6盟49旗，把外蒙古分为4盟86旗。
从上述历史沿革可以看出，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里，今内蒙古地区都归中央政权统辖或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联系。这种地域和政治的联系，极大地促进了内蒙古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流、互动。首先，中原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对内蒙古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大大推进了北方民族的文明进程，而且使内蒙古文化深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同时，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内蒙古文化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使之更加绚丽多彩。
二、内蒙古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内涵
内蒙古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纵观其发展演变脉络，分为三个阶段。
内蒙古文化的起源。近几十年来，内蒙古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先民曾创造过辉煌的文明。旧石器时代早期，居住在今内蒙古阴山南麓的古人类，就从事着原始的狩猎采集生产，他们创造的远古文明被称为“大窑文化”。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今鄂尔多斯市的萨拉乌苏河流域也有人类活动的踪迹。新石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址更为丰富。内蒙古地区的狩猎、游牧及原始的农耕经济已有较明显的发展，从出土的石器、陶器和玉器看，不仅具有实用性，而且也讲究装饰性。内蒙古地区的先民，已经有了原始的宗教观念和艺术观念，内蒙古文化处于萌芽时期。
内蒙古文化的形成。从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到疆域辽阔的元帝国的近2 000年期间，众多北方民族活跃在蒙古高原这个历史舞台上，创造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党项等多种文化形态。尽管时间有长有短，人口有多有少，地域有大有小，但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都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历史贡献。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文化形态先后更替、互相承继，直到13世纪蒙古族兴起，征服了北方各民族，蒙古族实际成为了内蒙古文化的主要代表。蒙古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古代诸民族的文化，是北方各族各种文化的集大成者[1]。
在这一历史时期，虽然文字产生的比较晚，但北方民族仍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如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崇拜自然和灵魂为主的原始宗教，独特的礼仪、习俗等。在政权建设方面，匈奴的“左右贤王制”和十进位的军事组织，汉代在北方民族地区设立的“护乌桓校尉”，唐代推行的“羁縻府州制”，辽代的“南北官制”，大蒙古国的“万户制”等，都是内蒙古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北方各民族向来都极善于用歌舞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民间口头文学特别是韵文体也很发达，因此创造了丰富的歌舞文化。匈奴族的胡曲、胡舞、胡乐，已达到很高水平，并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北朝民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牧歌、思乡曲、叙事歌、战歌等体裁，其风格刚健清新、粗犷豪放，富有浓郁草原生活气息。已成为千古绝唱的草原牧歌《敕勒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辽代的音乐、舞蹈、戏剧艺术昌盛一时。据《蒙古秘史》载，早在成吉思汗先祖忽图剌汗时代，每有大的庆典，人们便“绕蓬松茂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也。”[2]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北方草原战火不断，在战斗之前要演奏各种各样的民族乐器，继而高唱战歌，“歌声，敲钹声，击鼓声，响彻云霄，闻之使人惊心动魄”[3]。在成吉思汗先祖时代，蒙古汗廷中已有专职乐手，男乐手被称为“忽兀尔臣”，女乐手则被称为“忽兀尔臣妃”。元朝对歌舞文化更加重视，收集继承历代北方民族的艺术精华，并吸收西域和阿拉伯、印度等外来文化，发展创造了宫廷乐舞，使之成为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后，随着蒙古族统一语言的形成和文字的产生，出现了蒙古族自己创作的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对蒙古族的历史源流、社会生活、劳动生产和草原风貌都有生动的描绘。其中，尤以《蒙古秘史》价值最高，全书有诸多篇幅为叙事性诗歌和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集中反映了蒙古族文化的精华。反映蒙古族前辈丰功伟业的故事或传说，也很流行。在元代，《成吉思汗箴言》已形成并流传。《箴言》是成吉思汗与身边人的谈话记录，初以韵文形式口耳相传。《大札撒》是大蒙古国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它的制定与颁布进一步安定了社会秩序，为蒙古民族法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频繁发生碰撞、交流。这种互动、互融，加速了民族融合和文化汇集。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学习北方民族的胡服骑射，主动接受北方游牧文化，影响广泛。西汉前期，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事汉，汉元帝诏令宫女王昭君嫁入匈奴，后立为宁胡阏氏。王昭君出塞后60年，汉匈和睦相处，整个漠南出现了牛羊遍野、人民炽盛的繁荣景象。唐代更是“胡风劲吹”，正如中唐诗人元稹在他的诗中所言：“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4]可谓是“胡化极盛”了。隋唐以后，汉儒文化逐步被北方民族所接受，大大推进了北方民族的文明进程；丝绸、茶叶、瓷器进入草原，极大地满足了北方民族经济和生活的需要。在这个时期，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在元代社会并存和传播。除汉文化外，阿拉伯文化乃至欧洲文化都对内蒙古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通过继承、吸收、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元文化。
内蒙古文化在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对欧洲乃至世界文化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大蒙古国和元代，伴随着成吉思汗的西征，四大汗国的建立，蒙古人将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带入了欧洲，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欧洲文明。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引起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各阶层人士纷纷来东方考察游览，撰写了大量的游记和见闻录，从而产生了当时的西方中国学。
明代，在内蒙古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由于北元政权与明朝对峙和蒙古社会内部连年不断的内讧和割据战争，使蒙古族文化发展一度受到了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则由于从元代开始，漠北草原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游牧贵族集团，使得蒙古族并没有因元朝的灭亡而消失或同化于他族，而是长时期保持了自身的传统和文化。随着达延汗中兴和阿勒坦汗时期蒙古右翼地区的稳定，蒙古族文化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这也正是长篇史诗《江格尔》在明代逐渐完善的一个主要原因。民间说唱《江格尔》的艺人被称为“江格尔”。蒙古族牧民在劳动之余，常聚集在一起，以四胡、马头琴、火不思等民族乐器伴奏，说唱自娱。说唱的内容多是本民族古今盛衰故事，高兴时笑语喧哗，悲伤时泪流满面，场面宏大热烈。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内蒙古地区民间故事和叙事诗日趋繁荣，创作题材不断丰富，囊括蒙古族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乌力格尔”是蒙古族的说唱艺术形式，汉意为蒙语说书，约形成于明末清初。蒙古族民间将只讲故事而无乐器伴奏的称作“雅巴干乌力格尔”，将用潮尔伴奏说唱的乌力格尔称为“潮仁乌力格尔”，用胡琴（胡尔）伴奏说唱的乌力格尔则称“胡仁乌力格尔”。
清乾嘉以来，编修字典、辞典成为风气，多种蒙文字书相继问世，翻译文学也随之兴起。在汉族人民中广泛流传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相继被翻译为蒙古文，在蒙古民间传播。清代中叶，蒙古族民间文学迅速发展，大量口头创作的故事、童话和寓言，为民族说唱艺术提供文学素材，传统的民间叙事诗被时代赋予新的内容。《格斯尔传》在18世纪初已有木刻本印行，《额尔戈乐岱的故事》，则直接描述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巴达尔沁努乌力格尔》（云游僧的故事）和《巴拉根仓》，用新颖的形式，将许多流传于蒙古民间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发扬蒙古族口头文学的特长，充满幽默和辛辣的讽刺，独具特色。由文人翻译、整理的《元史》《两汉演义》《清史通俗演义》等历史和通俗读物，在蒙古社会中也拥有广大读者。
清代，不仅是蒙古族文化蓬勃发展期，也是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期。在蒙古族文化发展的同时，蒙汉文化交流日益广泛，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藏族文化进入草原，这一时期，随着“走西口”，“闯关东”等移民现象的产生，晋、陕、冀、鲁等省的大批汉人迁入草原，使内蒙古地区出现了大片农耕区和半农半牧区，蒙汉杂居现象日益普遍，蒙汉文化随之得到了广泛的交流和融合。蒙汉人民在文化、语言及至生活习俗上日益接近，民族间相互影响越来越深。许多汉人进入草原后“依蒙俗、入蒙籍、娶蒙妇”，也有许多蒙古人讲汉语、学汉字、起汉名。在内地盛行的道情、大秧歌、梆子戏等表演艺术形式，也从晋北流传到内蒙古中部地区。如在城镇的酒楼茶肆，常有评书、单弦等艺人活动，戏馆、酒楼常有梆子戏班进出，逢年过节，城市（城镇）周边各村的农民还要组织各式各样的演出队进城演出，规模宏大，场面热烈。随着塞外城镇的不断兴建和交通、商业的发达，以及剧院、戏台的建成，许多剧种、戏班渐次拥有自己的市场和观众，于潜移默化中促进着塞外文化的繁荣。
伴随着走西口而产生的“西口文化”，是由汉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直接嫁接而成的一种综合文化，多元交融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流行于今内蒙古中西部的二人台、爬山调、漫瀚调等艺术形式，就充分体现了蒙古族传统民歌与晋西北的山曲、秧歌，陕北的信天游结合的特点。在这些民歌、曲艺、戏曲的表演中，有些是采用了蒙古族民歌的曲调而填了汉词的，有些是汉族民歌结合蒙语唱词的，有些是蒙汉两种语言互相穿插的“风搅雪”的艺术表现形式，广受蒙汉人民欢迎 [5] 。
旅蒙商兴起于清康熙年间。应该说，旅蒙商的产生与走西口、山西晋商的发达有着直接关系。大量的山西商人通过蒙古草原进入西伯利亚，直到欧洲。他们通过庞大的驼队，将内地的茶叶和日用品运送到草原深处和俄罗斯，换回皮毛等畜产品。这种简单的“以货易货”方式，完成了农产品与畜产品的交换，使很多内地商人由此发家致富。当时归化城的大盛魁商号，在其最昌盛时期，固定资产达2 000万两白银，年营业额超过1 000万两白银[6]。旅蒙商的发展，带动着加工业、运输业、金融业等各行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盛。“西口文化”和“旅蒙商文化”，对当时蒙古草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16世纪，蒙古右翼三万户在阿勒坦汗的率领下皈依藏传佛教。阿勒坦汗在青海湖畔会见格鲁派教主索南嘉措。会见期间，索南嘉措将阿勒坦汗称作忽必烈的化身，赠给他“梵天大力咱克喇瓦尔迪法王”称号，阿勒坦汗将索南嘉措称作忽必烈汗的帝师八思巴喇嘛的化身，赠给他“持金刚达赖喇嘛”称号和金印。达赖喇嘛称号追溯两世，索南嘉措称三世达赖喇嘛。从此开始，达赖喇嘛称号一直沿用至今。入清后，清政府倡导满蒙藏汉为一家，提倡藏传佛教。时至清末民初，内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竟达1 600余座之多。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客观上促进了蒙藏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对《甘珠尔》《丹珠尔》经卷的解释，促进了蒙古族哲学、文学和医学的发展。此外，通过藏传佛教的传播，也加强了藏区与内地的联系，对巩固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
纵观内蒙古文化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内蒙古文化经历了由多民族文化相互承继，到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游牧文化的集大成，再到以蒙古族文化为主，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存在着此起彼伏、动荡不安的民族与政权的更替，但因为北方各游牧民族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族际继承关系，因而他们在文化上的传承、借鉴、融汇，一直是内蒙古文化的主旋律。内蒙古文化的脉络始终没有中断过，是中华文化中最具古老的传统文化之一。
（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为内蒙古文史馆原馆长）
注 释：
[1] 参见乌恩：《论北方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大系中的地位及其影响》，载《草原文化》第一辑第41-43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 道润梯步译：《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4]（唐）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
[5] 潘照东：《开拓、和谐、繁荣》，载《西口文化》2010年第五期。
[6] 同[5]。
[7]《论草原文化的建构特征》，载《草原文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8] 李风斌：《草原文化研究?绪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9]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崇尚自然》，载《草原文化》第五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10] 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百卷本《中国全史?中国元代政治史》第11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2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
[12] 参见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载《草原文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