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名将费扬古和归化城
刘建禄
费扬古（1645—1701），董鄂氏，满族，隶满洲正白旗。1693年至1698年（清康熙三十二年至三十七年），费扬古先后作为安北将军、安北将军兼右卫将军、抚远大将军驻归化城。在这5年间，他不仅数次从归化城率兵出征，参加平定噶尔丹叛乱的许多重大战役战斗，为统一祖国北部和西北边疆立下不朽功勋，而且采取多种措施，稳定了归化城社会秩序，促进了土默川地区经济、文化各业的发展，在呼和浩特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噶尔丹叛乱北疆燃战火 费扬古奉命驻防归化城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康熙帝发出一道谕旨：“归化城初设将军总管官兵，整饬训练，关系甚重。着领侍卫内大臣伯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归化城”（《东华录》）。
伯费扬古就是董鄂?费扬古，因他是伯爵而有此尊称。他所担任的领侍卫内大臣，那可是具体掌管清廷侍卫处的要害岗位，正一品，相当于今天的中央警卫局长。即使是一至四等侍卫，也分别官居正二品到从五品，而且只从皇帝亲统的满洲八旗中上三旗（正白、镶白、镶黄）内选拔。此外，费扬古还列议政大臣，这是只有满族大臣才能担任的职务，议政王大臣会议，在顺治、康熙朝起着最高决策的作用，说明他还是朝廷核心政治圈里的一员。当时，全国内地和东北已有11个驻防将军，以驻地命名，类似于今天的大军区司令员。而以安北将军驻归化城，只能算作新设的驻防将军。那么，康熙帝为何要把自己的股肱之臣费扬古，派到塞外的归化城领兵统将呢？
康熙帝的这项重要任命，实在是与当时蒙古高原严峻而复杂的形势密切相关。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六月，游牧于天山南北、已霸据漠西蒙古其他三部的准格尔部首领噶尔丹（1644—1697），野心膨胀，在沙俄的唆使下，竟掀起叛乱活动。他乘漠北蒙古三部内讧相争，率骑兵3万东略，势头凶猛。三部力不能支，纷纷南逃至漠南蒙古，整个漠北被噶尔丹侵占。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春，噶尔丹又以追击漠北三部首领为名，率军东进南下，冲破清军数道防线，很快打到离北京仅900里的乌兰布统（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并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分裂主义要求。在这危急关头，康熙帝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因病停驻于河北隆化），并授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军前线迎敌，八月初双方激战多日，清军终获大胜。狡猾的噶尔丹以“讲和”为名金蝉脱壳，仓皇逃回他在漠北的科布多营地。第二年五月，康熙帝在多伦淖尔（今内蒙古多伦淖尔县）亲自主持漠南、漠北各部会盟，漠北三部正式归清。但野心勃勃的噶尔丹并不甘心失败，重整旗鼓，时刻准备卷土重来，并常派兵南下抢掠，引诱漠南蒙古一些部落叛清附己。因此，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攻克雅克萨之后，噶尔丹又成为他的心腹之患。在漠南增兵驻防，稳定漠南局势，进而彻底消灭噶尔丹，让漠北蒙古各部早归故土，并重新统一天山南北，实在是摆在康熙帝面前的头等大事。
那么，朝中大臣谁能当此大任呢，康熙帝把目光集中到费扬古身上。费扬古可谓是“根正苗红”。他于1645年（顺治二年）也就是清朝定鼎中原的第二年，出生在驻京正白旗的一个三代武职世家，其父鄂硕，时任正白旗护军参使（武正四品）。祖居董鄂（又作栋鄂，今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境内），以地为氏，为满族的一个部落。费扬古的曾祖父伦布，早在努尔哈赤兴兵反明初期，就率部众400余人归附，长子锡罕被授予骑都尉。锡罕在随皇太极征讨朝鲜战争中阵亡后，鄂硕作为其长子承袭父职，初在关外关内冲锋陷阵，费扬古出生后继续南征北战，从华北、西北打到江南，因军功升至参领（武正三品）、内大臣（侍卫处副职，正二品）。还要说到的是，比费扬古大6岁的姐姐董鄂氏，18岁入宫，被顺治帝册封为皇贵妃，成为后宫仅次于皇后的“二号人物”，史称她“眷之特厚，宠冠后宫”，其父鄂硕也因女儿封为皇贵妃而晋爵为三等伯（清朝功臣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每级又分三等）。但董鄂妃不幸红颜薄命，1660年（顺治十七年）八月病逝，被追封为孝献皇后。几个月后的第二年，年仅24岁的多情天子顺治帝亦撒手人寰，追随爱妃而去。之后，8岁的皇三子玄烨继位，他就是雄才大略的康熙大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费扬古虽贵为皇帝外戚（康熙帝庶舅）、忠烈之后（祖父阵亡）和“官二代”（父为内大臣），但他并不是那种恃宠而骄、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而是“精忠性成，壮武夙具”的贤臣良将，对朝廷始终忠心耿耿，文韬武略出众。他从小苦习骑射，喜读《左传》和“孙子、吴子、司马法”等兵籍，既“朴直有远虑”，“慨然怀大志”，又为人谦和，处事低调。 此外他长得高大魁梧，“状貌魁异”，堪称“帅哥”。1657年（顺治十四年），费扬古13岁时其父病逝，他袭封了伯爵。从军后身经百战，军功累进。1674年（康熙十三年），费扬古被委署营总职务，随安亲王岳乐南下转战湘赣6年，“累战皆捷”，1679年（康熙十八年）回京后被擢为领侍卫内大臣、列议政大臣。费扬古对蒙古事务也十分熟悉。1689年，他奉旨前往塞外，安抚漠北蒙古南迁民众，采买牲畜，发放张家口、归化城等地的仓米赈济他们。1690年，他在乌兰布统大战中参赞军务，关键时刻亲率兵马绝地反击，“再建奇功”。1691年多伦淖尔会盟，费扬古又以朝廷重臣参加，“济事得宜”。康熙帝感到，费扬古实在是安北将军的最佳人选。
康熙帝令费扬古率军驻防在归化城，也是独具慧眼、早有打算的。归化城为明末所建的塞外重镇，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周围千里有余，东连察哈尔，西带银河（黄河），南镇杀虎口，北通喀尔喀（漠北蒙古），为塞外保障朔漠屏藩一大形势也”（《归绥县志?新建太平召宝塔碑记》）。在噶尔丹占据漠北、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归化城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1691年（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就命将此城扩建加固，扩建后东西长一里，南北长半里，四周各有城门，城门外有瓮城，城中央有鼓楼。1692年，又降旨从归化城至鄂尔多斯的沿途设立驿站，每百里一个，共设8驿，同时“以西北有警，命户部尚书马齐、兵部尚书索诺加，往堪归化城驻兵之地”（《清实录》）。他们详细查勘了归化城及周围的地形地貌、人口田亩、城池布局等情况。土默川平畴沃野，良田千顷，能满足兵马粮草所需，也是康熙帝决定在归化城增兵驻防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归化城内也有驻兵，但兵力不足，且“士气不振，弓马不熟”，急需增兵布防，并派一德高望重、富有经验的将军统筹整饬训练。
历史的发展证明，康熙帝命费扬古驻归化城，是一个既审时度势、知人善任，又高瞻远瞩、远见卓识的决定。
刚柔相济整顿社会秩序 厉兵秣马建立牢固防线
费扬古到归化城上任后，作为归化城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凡内外满汉官兵及蒙古部落，咸属调遣”。但他并不专横跋扈，作威作福，而是牢记自己肩负的使命，切实加强清军官兵的整饬训练和布防调整，并与士兵同甘共苦。稍有空闲，则苦读兵书，手不释卷。他还不辞辛苦，到各军营哨所巡查。与费扬古同时期的清廷官员钱良择在《出塞纪略》书中对大青山上的一个蒙古八旗哨所描写道：
有乱石堆，高数十丈，其上器械如林，有枪、刀、弓、矢、钢叉、方天戟、盔甲、旌旗。旗上或画佛、或画虎、或画大龟、或写番经。凡蒙古人过此者，必携一物置其上，叩首而后敢行。闻归化城守土之官，春秋必以牲牢致祭。
文中的石堆，实际上是蒙古族的敖包，每逢春秋，驻归化城将领还来这里祭祀。附近是守卫山隘的军营，遇有敌情也能起到烽火台的作用。
同时，费扬古要求清兵严守军纪，不许扰民。他无论在军帐还是官署，无论官兵还是黎庶，有求见者，大凡他要知道，都亲自召见。一次，有位百姓抓住一个清兵来费扬古帐前告状，说该士兵闯入他家调戏他的妻子。费扬古问：“你的妻子被他奸污否？”百姓答“没有”。于是费扬古解下身上佩刀送给百姓说：“现在我刚建营，斩他不祥（不吉利），今后凡有官兵再去你家滋事，你可用此刀杀其性命”。百姓叩头称谢走后，费扬古命人按军纪惩罚了这个士兵。这个士兵感念将军不杀之恩，后来在征讨噶尔丹的战役中冲锋陷阵，立下战功。
费扬古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他组织当地民众搞好粮食生产，并开垦荒地，并多方收购余粮，运送到脱脱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城）的军粮储备基地妥善存储。并同一部分商人建立起联系。这些商人为清军采购和运输军用物资，有的还收集提供情报。后来称雄蒙古高原200年、总号设在归化城的大盛魁，其创始人此时就常为费扬古所率领的清军服务。
《归绥县志?费公祠碑记》对费扬古的统兵情况和军事屏障作用赞扬道：
“扬旌瀚海，击马阴山，严刁斗（古代军中用具）而守烽燧，朝夕无暇逸焉”。
“且秉雄谋具远略，威仪外延，风神内照，谦光下物，赤心示人，无论官兵士卒，咸被仁风而遵纪律焉”。
“是以拓境边外，慑服遐方，且器量深沉，知人善任，山薮无弃（没有丢弃土地），苞苴不行（从不接受贿赂），兵不敢欺，盗不敢发”。
这一期间曾来过这归化城的清初诗人徐兰在《雨阻黑河》诗中，将归化城比作唐代的受降城，将驻守这里的将军比作汉代的“飞将军”李广：
迢遥西上势蜿蜒，两旗疆界相钩连。
受降城头坐飞将，牧马不敢争河边。
费扬古还兼摄归化城的民政事务，多次出入街巷店铺明察暗访，感到这里蒙汉回满各族和睦相处，市面繁华，来自内地和蒙古高原上的各种货物应有尽有，不愧为漠南重要商埠。但也发现一些不法之徒欺行霸市，强取摊贩和栏柜货物，甚至打骂侮辱商贩。于是他商土默特两翼都统后，命人在归化城内广贴布告，公布纪律，如有犯者，必严惩不贷。对证据确凿、屡教不改的“黑恶势力”，费扬古果断予以重典，从而使归化城的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在《费公祠碑记》中这样记述费扬古对发展归化城的功绩：
“自大将军出镇边外，鸡犬不惊，贸易交错。兵无匮饷之患（军饷按时足额发放），民鲜输挽之苦（民众负担不重）”。“于归化城驻跸数载，商贾骈集，泉货流通，荒莱既垦，黔黎茂育，兵革之余，倏成繁华之地”。
清初诗人王循在《归化城》一诗中，描写了当时这座塞外重镇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景象：
西北风雪连九徼，古今形势重三边。
穹庐已绝单于域，牧地犹称土默川。
小部梨园同上国，千家闹市入丰年。
圣朝治化无中外，十万貔貅尚控弦。
挺进漠北昭莫多获大捷 转战瀚海逆势者终败亡
费扬古驻防归化城期间，对噶尔丹的动向和捣乱破坏活动时刻保持高度警惕。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五月，噶尔丹派使团前往归化城，请求经过这里到京师向清廷纳贡。费扬古即发兵迎护，但发现使团队伍“众男妇千五百有奇”，便产生怀疑。通过侦查进一步得知，这支队伍表面上是进贡货物，实际上是想潜入内地和京师窥视虚实动静。于是，费扬古将这支队伍留在归化城，并急速奏报朝廷。康熙帝派大臣赴归化城斥责噶尔丹使臣，将整支队伍遣送回去。
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夏，费扬古自归化城上疏，奏报了来归化城驻防后的军务整备情况和对噶尔丹动向的侦探情报，称：“臣闻噶尔丹据巴颜乌兰（今蒙古国东部克鲁伦河与土拉河之间），距归化城约二千里，宜集兵运粮，于明年二月往剿”。康熙帝也早想主动出击漠北，阅此奏疏龙颜大悦，急招费扬古进京入觐，与他一起研究进兵方略。十月，诏授费扬古以安北将军兼右卫将军，仍统摄归化城军务民政。右卫将军（驻地今山西省右玉县）属当时全国11个常设驻防将军之一，费扬古等于担任两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十一月，又诏授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这大将军不是常设军职，只在遇有重大战事时才授予，他可以节制战区内的总督、巡抚、提督、将军等文武高官，相当于战时的方面军司令员。要知道，在整个清代被授予大将军的也只有57人（宗室34，满人15，汉人8）。康熙帝后来回忆道：“昔朕欲亲征噶尔丹，众皆谏止，惟费扬古与朕意合”。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调集大军10万，分中、东、西三路出兵。康熙帝自统禁旅为中路，四月出古北口向克鲁伦河北进；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北之兵，沿呼伦贝尔西进；费扬古所率的西路军，兵力最多，既有驻归化城、右卫乃至京城的满蒙汉八旗兵（属野战部队），大同、宣化绿营兵（属地方部队），又有从归化城土默特、鄂尔多斯、察哈尔、四子王、茂明安、内喀尔喀、乌拉特等漠南蒙古部落征调的官兵。连同列入西路军序列的陕西、甘肃八旗兵，总兵力达5万人。此外，按一个士兵配备一名民伕、四匹马的标准，还有一支庞大的运输队伍。根据原定部署，中、西路军五月在漠北土拉河一带会师。费扬古二月率一支清军出归化城直赴漠北。西路军中曾随军塞外的文士徐兰，在《归化城杂咏》诗中，描写了清军出征的壮观与艰辛场面：
祁连呼吸与天通，不与人间节候同。
后骑解衣风柳下，前军堕指雪花中。
发离汉地根先白，泪过秦山色变红。
驺伍漫劳歌况瘁，侯王犹自佩雕弓。
祁连是大青山的古称，气候寒冷而多变。后面的骑士还在春风杨柳下，前面的队伍已行进在漫天雪花中。翻过大青山，黄沙漫漫，人困马乏，身佩雕弓的将领们依然率军进发。
西路军征途遥远（二千里），道路艰难（沙漠戈壁），气候不利（常遇狂风暴），噶尔丹又派人焚烧了沿线草地，大军只好“迂道秣马”（绕路寻找草地喂马），这又造成了“粮运迟滞”（比原定计划增加的军粮运送不到前线）。由于粮草缺乏，人畜倒毙现象屡屡发生，但西路军仍克服重重困难，奋勇前行。为不误军机，费扬古亲率一万精兵急速进军，“师行七十余日”，终于抵达预定地点。此前，康熙帝亲率的中路军，四月在克鲁伦河一带大破噶尔丹，噶尔丹拔营西逃。费扬古接康熙帝密谕，派人侦查噶尔丹去向后，五月在昭莫多（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东南）扎营布阵，并派部将前去挑战，将噶尔丹万余人诱至昭莫多山地中的清军伏击圈。费扬古采取先步后骑战术，另派一支精骑奇袭敌方后营的老幼驼马辎重。敌军大乱，溃败乱逃，“其颠附崖下者，河沟皆满，所弃帐如蓬麻”，费扬古令清军乘胜追击30余里。这一战共歼敌3000余人，俘获2000余人，缴获驼马牛羊10余万头只，辎重甲械无算。噶尔丹“精锐丧亡，牲畜皆尽”，只率数十骑逃脱，其彻底败亡只是时间问题。
昭莫多战役一结束，费扬古便速向康熙帝上奏战果，并归功于皇上和官兵，称“噶尔丹之破败，皆圣上神武之所致……及闻驾至克鲁伦，官兵无不奋发，不俟督责，力战破敌”，对自己则作了检讨：“师行迷道绝粮，皆臣失算。赖圣主威福，侥幸成功，非意料所及”。睿智的康熙帝却正确评价道，费扬古征剿噶尔丹，“道路辽远，兼乏水草，乃全无顾虑，直抵昭莫多，俾奸狡积寇挫衄大败”，并命费扬古移兵善巴王汛界（今蒙古国西部），谕令他“暂不必进兵”，对噶尔丹及其残余势力“以招抚为要”。这一政策实行后，噶尔丹残部投诚者络绎不绝，但噶尔丹却拒绝来降，一心要顽抗到底。这年秋，噶尔丹派残部1500人从漠西进入漠北抢掠粮食牲畜以求过冬，但反被费扬古军击垮，进一步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年底，费扬古卸任右卫将军。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九至十二月，康熙帝离京出巡归化城和鄂尔多斯，对荡平噶尔丹残余势力“布置方略，相机剿抚”，同时安抚慰问察哈尔、土默特、鄂尔多斯等蒙古诸部。在鄂尔多斯东斯垓（今准格尔旗境内），康熙帝将费扬古从前线星速召来，“询问军情，面商军机，面授机宜”。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获悉噶尔丹在漠北科布多和新疆哈密一带活动，于是决定第三次亲征，以彻底消灭噶尔丹及其残余势力。康熙帝出榆林抵宁夏，部署两路出兵事宜。一路由西安将军率领出嘉峪关，一路由费扬古率领出宁夏。四月，当费扬古率部在瀚海戈壁转战时，噶尔丹已于闰三月在科布多一带因穷困至极、走投无路而服毒自尽（一说病死），其残部携带噶尔丹尸骸及其女归降，费扬古即向康熙帝报捷。至此，噶尔丹叛乱被彻底平定，在漠南的漠北部众陆续返回故土，辽阔的蒙古高原出现了宁静的局面。康熙帝从宁夏返京途中，作《班师次拖陵》一诗，表达了平叛彻底胜利后的喜悦心情，抒发了让天山南北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的坚定信念：
战马初闲甲士欢，挥戈早已破楼兰。
弥天星斗销兵器，照彻天山五月寒。
这年夏初，费扬古率军返回归化城。当地民众集资在城北牛桥地的扎达亥河上建起一座木桥，“以征噶尔丹师旋”取名“庆凯桥”（雍正年间将木桥改建为石桥）。凯旋清军还运回长炮79门在归化城陈列展出。
大将军返京军民争相送 土默川建祠颂德纪宏勋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夏，康熙帝从宁夏返京不久，眷念费扬古久驻塞外，长年征战，功勋卓著且积劳成疾，如今噶尔丹这一心腹之患已除，蒙古高原战事平息，特诏令费扬古还京，“迎归勋第”，仍任领侍卫内大臣，并由三等伯晋爵为一等公，这是清代功臣世爵的最高等级。
费扬古要离开归化城的消息传出后，城内军民恋恋不舍，争相送行。《费公祠碑记》载：“凡经过之处，无论老幼，莫不攀辕迎颂，欢声四起，颂将军之德”，“将军以皇命谆谆，不遑久滞，与故老营弁，多方劝喻，抚恤相别”。
费扬古回京后，上疏称自己未能生擒噶尔丹，要求辞去职务和爵位，康熙帝不允许，对众大臣说：“朕屡出征，知为将甚难。费扬古相机调遣，缓急得宜，是以济事”，“累年统兵诸将，未有能过之者”。在康熙帝眼中，费扬古是朝廷中的“第一名将”。
长期的戎马生涯，损害了费扬古原本十分健康的身体，但他仍忠于职守。1701年（康熙四十年），费扬古随康熙帝北巡索约勒济（今河北省围场境内），途中疾病突发。康熙帝决定停驻一日，“亲临视疾，赐御帐、蟒缎、鞍马、帑银五千，遣大臣护之还京”。不久，费扬古病逝，享年56岁。康熙帝赐祭葬（封建社会高官显贵的最高丧葬规格），谥“襄壮”（“襄”是清朝对重臣追谥名号的最高级），其子辰泰袭一等侯。
费扬古调离归化城后，商民们感念他驻归化城期间的功绩，集资在城南大召前东巷建造了费公祠，有正殿、厢房、耳房等。殿内立费扬古塑像，并竖起一通石碑，由康熙壬午科（1702年）举人、归化城名士郑祖侨撰写了碑文。碑文概述了费扬古平定噶尔丹叛乱的功绩和使归化城“倏成繁华之地”的贡献，并简介了建祠缘由和经过：
“虽朝廷屡颁宠眷之典，而草野讵忘涓埃之报。于是营方面吉地，选山泽良材，命虞衡之匠，引垩黝之司，建造祠堂，以纪宏勋，而慰民望。”
意思是朝廷虽对费扬古多次进行封赏，但归化城的百姓岂能忘记回报将军的大德。于是勘定吉祥的地方，选择山泽的良材，组织最好的工匠，使用优质的土石，为费公建造祠堂，用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满足民众的期望。
祠内的柱联上还写道：
功高颇牧奠夸服虏千古不毛成乐土
节超班马宣威施惠中外同声诵伟大
联中“颇牧”指战国时名将赵国的廉颇、李牧，“班马”指汉代名臣班固、司马迁。上联盛赞费扬古武功超过古代的名将，平叛乱定北疆，使得千年荒原成为欢乐的土地；下联称颂费扬古节操超过古代的名臣，宣国威施恩惠，内地和边疆的人们都共同传诵他的伟大。
自费扬古作为首任驻归化城将军之后，清廷在归化城一直驻有建威将军。鉴于归化城地区进一步成为“京畿（北京）之锁钥，晋垣（山西）之襟带，乌（兰察布）伊（克昭）诸盟之屏蔽，库（伦）科（布多）乌（鲁木齐）之门户”（《土默特旗志》）的战略要地，1739年（乾隆四年）在“归化城东北五里许”新建绥远城，建威将军从归化城移驻绥远城，并正式裁撤右卫将军，原驻右卫的八旗兵迁移至绥远城。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改建威将军为绥远城将军，从而大大促进了呼和浩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繁荣兴旺。
（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理事、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