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准格尔旗的达庆·达尔古制
高景哲
达庆·达尔古制是清末民国时期准格尔旗特有的基层行政机构。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而其产生后的发展变化也与这一历史根源有关。这个根源就是清中期以来汉族移民的逐渐增多，使得准格尔旗的经济形态由游牧转向半农半牧。经济形态的变化势必引起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体系的改革，在这样的因果关系下，准旗政治体系中重要的环节达庆?达尔古制就应时而生了。以前准旗人在对外人解释达庆?达尔古制时，多通俗地把达庆排比作区一级行政机构，达尔古排比作乡一级的行政机构。这样的对比有其形象的一面，但如果深入剖析其政治内涵的话，达庆?达尔古制的本质绝非似现在的区、乡级行政机构，它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政治理念。
前人对达庆?达尔古制的研究首推日伪时期专程前往准格尔旗河套川（原准格尔旗黄河北岸）进行社会调查的田村英男，此人是否属于日军御用的文人特务我们不得而知，但其针对当时准格尔旗基层行政体系所作的《蒙古社会构成的基础单位苏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河套地（河北）为中心》（载《满铁调查月报》卷22一2，满铁株式会社，1942年）一文里，有大量的篇幅论述达庆?达尔古制的起源与现状，这对我们今天探讨达庆、达尔古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其次《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1697一1945）—以准格尔旗为中心》一书的作者哈斯巴根，在该书里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关于达庆?达尔古制的史料多见于清至民国时期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内蒙古文史资料》里有关准格尔旗的文章、《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等地方文史资料。由于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论文来单独探讨该问题，故本文旨在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辅之以自己的一些心得，进而给清末民国时期的达庆?达尔古制作一系统的梳理。
一、达庆·达尔古制起源的几个因素
1. 苏木制的衰弱
达庆·达尔古制出现的历史根源是，清中期随着汉族移民的逐渐增多，准格尔旗的经济体制开始由游牧转为半农半牧。在这一历史进程下，首先遭到破坏的是准格尔旗原来的基层行政组织—苏木制。苏木是以人丁数额为编制标准的，即每150人（箭丁）编为一佐（苏木），军政合一，设苏木章盖一职进行管理。但是在移民浪潮的冲击下，经济形态发生变化，“牧地的减少，牲畜的减少，贫穷饥饿的蒙古人为寻求牧草，纷纷逃往还保持着游牧经济的鄂托克、杭锦旗。逃亡旗民的激增，其结果是旗的军事组织单位—苏木的构成人员减少，苏木的军事、政治势力弱化”⑴。苏木的行政职能弱化，基层便迫切需要一个新的行政机构来补充缺失的政治功效。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型期的准旗蒙古阶层便转用达庆?达尔古制来行使对基层的统治。《蒙古社会构成的基础单位苏木》里对达庆?达尔古的起因和时间写到：
顺治六年（1649）设置的苏木组织，随着汉人的进入和蒙古牧地的开垦、蒙古人的定居化，逐渐丧失其政治性机能。取而代之的是，汉人进入而行政的复杂化和作为管理汉农民的政治组织，于道光六年（1826）在准格尔旗创设达庆·达尔古制。达庆?达尔古制的出现，在蒙古政治制度的变革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前苏木组织负责处理的军政事项，逐渐由达庆·达尔古制来移管。⑵
这里说得很清楚，达庆?达尔古制的出现是准格尔旗经济制度由牧转农后，旧的苏木组织不适应这一新经济基础，为应对农业经济带来的复杂行政事物，而创设了达庆?达尔古制。
2. 汉族移民的定居化使蒙古统治阶层迫切需要一个行政机构来对其进行管理。
清朝前期的汉族移民遵循着“春至秋归”的雁行习惯，但是清中期以后，大量的汉族移民开始在准格尔旗定居。汉族移民的定居改变了准旗原有的民族与人口的构成，但原有的属人主义的苏木制是专对蒙古人进行管辖的，这样职官体系里便出现了空缺—没有对新来的汉族移民进行管理的机构。一如前面引文中的提到的，由于“汉人进入而行政的复杂化”使得需要设立一个职官“以作为管理汉农民的政治组织”，所以这也成为达庆、达尔古制产生的一个缘由。《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里对达庆?达尔古制的起因的叙述便是持这样的观点：
左翼三旗以其接近晋、陕、绥各县之故，境内汉人远较其他盟旗为多，蒙汉杂居，事物增繁，故另设有管理移民之官，专负稽查汉人及征采军粮之责。郡王旗名之为甲头，准格尔旗名为打钦，达拉特旗名为局长。官员额数各旗不等，视汉人之分布情形而定。其下每人并辖有达尔古三人或四人。此种设施其他盟旗所无也。⑶
在经济形态转变后，蒙古人生存的依靠由以前的畜牧业产品转变为从汉族移民那里收取的地租。汉族移民定居化完成后，地租的收取变得更加稳固，而且成为准旗财政收入的主体。对于地租这一重要的税源，蒙古人必须设置专门职官进行掌控，这也是达庆、达尔古制起源的一个因素。
3. 总甲、排头制的影响。
《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1697一1945》一书的作者哈斯巴根认为达庆?达尔古制的起因，主导因素并不是苏木组织的政治机能弱化，而是为对应汉地的总甲、排头制而创设的。总甲、排头制本是鄂尔多斯邻边汉地府县所施行的一套行政机构，但当汉族移民增多后，蒙旗便学习了汉地的这套制度，从而在蒙旗内对应总甲、排头制而创建了达庆、达尔古。哈斯巴根还指出，达庆由最初的“管旗农垦的章京”等职位演变而来，而且创设的年代要在嘉庆朝以前⑷。的确有人在述及准格尔旗行政组织的演变时，也曾将达庆?达尔古制追溯至总甲、排头制，刘维在《准格尔旗行政组织及各项制度之演变》里说：“最初这些汉民是春来秋归，以后渐致定居。虽然在词讼、司法、户籍等方面统受内地管理，但是有牌头之官，负责给蒙古收缴每犋牛地定制的‘官种远年’。这些牌头由地商人或汉民推举担任，起着在蒙旗管理汉民的中介官之作用。……农民起初是春出秋归，后经疏通蒙古上层，遂建草棚定居。所以在道光年间，准旗又设立达庆排十几个，管理农民的税收等事物”⑸。笔者认为汉地的总甲、排头制影响了蒙旗的达庆?达尔古是无疑的，但作为主要因素去考虑还是值得商榷。此外前人没有注意到准格尔旗人习惯称达庆、达尔古管辖之区域为“达庆排、达尔古排”——用“排”来表述所辖区域，其实这也是达庆?达尔古制受总甲、排头制影响的一个例证。
4. 蒙古社会中“属地”概念的影响。
众所周知，游牧的蒙古社会中，分封制是其主要的政治形态。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对西、东道诸王的分封、达延汗统一蒙古本部后分封六万户、满清对蒙古推行的盟旗制度，都是分封制不可避免的反映。其实在清朝编旗设佐后，扎萨克以下的贵族又对旗的领土进行了分封。这些分封来的土地被称作某某贵族的“属地”。《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译编》（上辑）里记载了大量的“属地”。
准格尔贝子为本旗蒙古非法招引民人耕种事呈神木理事司员衙门及盟长等处文：
……今年雨季时节，旗民为生计到处耕种。此时忽接到禀报，称本旗蒙古非法招引民人耕种。其中本旗达庆、达木勒各自来报称：章京罗瑞之土地上色登、嘎拉桑尼玛等招引民人雷锁耕种；台吉色楞延佩勒招引民人雷家在其地耕种；贡楚克尼玛招引民人齐喜子耕种；章京喇西图所属之土地上由台吉那木苏来招引民人三罗子耕种；台吉桑都尔及领催巴楞所属土地上，有红景招引民人赵世福耕种，多布丹招引民人荣胜耕种，白音呼土克招引民人宋达耕种，杭西克招引民人孙罗耕种，莽珠儿招引民人二年子耕种；梅林毕力格及甲喇巴图呼所属白音查干土地上有民人窦福德耕种，唐古特土地上有民人齐家耕种，栋日布土地上有民人曹家耕种，乌巴锡土地上有民人刘家耕种，沙津德里格尔土地上有民人韩二图等耕种；章京赛音巴雅尔在其所属地招引民人郑家耕种；孛罗朱拉札嘎所属之土地上，有索诺木喇西招引民人二光等耕种。……
道光四年闰七月十八日⑹
引文中某某人的土地上、某某人所属之土地上等，均是用“属地”这一概念。属地为达庆?达尔古制起源时划分达庆排、达尔古排的地域范围，提供了便捷的依据。现在以20世纪40年代准格尔旗河套川的两个达庆排为例进行说明。
河套川在1939年以前只有一个达庆排，这个达庆排的达庆均出自今土右旗将军尧镇东阿家素圐圙村的奇姓台吉家族。而东阿家素圐圙村周围几十里的土地在道光年间便是这个奇姓台吉的始祖—巴图蒙克的属地。《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译编》里记载“遵照贝子指令前去巡查时发现，在达庆章京巴图蒙克所属阿迪斯库伦与玛朱尔等地，民人二周子带领众多民人擅自私行耕种”⑺。阿迪斯库伦是阿家素圐圙不同音译。在光绪年间的文献里，巴图蒙克的后裔巴彦扎普已成为“管理河套川达庆梅林”⑻，在巴彦扎普之后还有捣独户、拉格胜世袭担任管理河套川的达庆⑼。从以上记述不难看出，管理河套川的达庆在设置时其所辖地域就以巴图蒙克的属地为基础，而且从这一达庆世袭的过程看，达庆的任命与人选也与“属地”这一概念有关，因为许多达庆所辖之地本来就是自己分封或继承来的私产。
河套川在1939年后增设一达庆排。增设的这一达庆排的地域为清朝时划定的东素海台站地（今土右旗将军尧镇沿黄河一带）。台站地在清时是传递军事情报或是蒙古贵族入京觐见的专用通道，“康熙三十一年，设立外藩驿站时，伊盟各旗相度适中地点，各划出牧地，方四十里，报效归公，专作为设立台站及台站兵丁养赡之用，并分拨旗民五十户为台丁，驻牧斯地（俗称“塔并”，蒙古语五十家也），自备马匹以供递之役。但均系恃地为生，概生薪饷”。⑽清朝倒台后，台站地失去军事效用，世代在此繁衍生息的站丁靠向汉族移民出租土地来生存。台站地由于特殊的功能，故一直游离于准旗的管辖之外，民国时期一度还受托克托县的管辖。所以清末以来的达庆、达尔古制并没有在这里施行，台站地依旧靠苏木制管理，章盖是台站地最高官员，其下还有昆兑职官。1939年统治河套川的准格尔旗西协理奇子祥以武力相逼，强行从托克托县手中收回对台站地的管理。之后，奇子祥马上在台站地上推行了达庆、达尔古制，将原来的台站地章盖德力格尔山改任为台站地达庆⑾。达庆?达尔古制能在台站地上立即推行，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台站地与属地一样，一者是具备有一个固定的地域范围，二者是这个地域上原本就有一个职官对其进行管理。
二、达庆?达尔古制的演变历程
达庆?达尔古作为一种职官，在准格尔旗是早已有之，但是最初的这些达庆?达尔古并非是专管汉族移民税收的。他们有着明确的分工，例如《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译编》里载有专管盐湖事宜的“盐湖达庆”（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专管守护山林的“护山达庆”（嘉庆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而且还有等级之分，如“大达庆、小达庆”（道光二十年三月初三）、“达庆甲喇”（嘉庆五年二月初六）、“达庆章京”（道光六年三月二十五）、“达庆梅林”。田村英男文中认为道光六年前后，准旗蒙古阶层才最终将达庆?达尔古固定为专管汉族移民事物的官职⑿，这可能是由于道光朝及其以后，一是向汉族收取的地租占蒙古阶层经济来源的比重越来越大；二是蒙汉两个民族的定居化完成，达庆?达尔古能够成为分管某一地域内固定住户的官职，例如“管理河套川达庆梅林台吉巴彦札普、专管柳林滩达庆梅林鄂尔哲依巴图”，从此达庆?达尔古的职权才被固定为专管汉族移民税收，从而真正确立起了达庆?达尔古制。清末民国时期，由于汉族移民上缴的赋税成为准旗财政收入的主体，故担任收税职责的达庆?达尔古逐渐成为蒙古阶层赖以生存的政治环节，由此取代苏木制的功能，演变为基层的主要行政组织。
在纳森达赖统治准格尔旗（1911一1932）时期，达庆?达尔古因职权的特殊性已径成为了准旗官僚体系中的肥缺，在公开买卖官职的行情中“一个达庆售价1000元，一个达尔古售价200一500元。壕赖梁的杨格什巴图当达庆，就是花粮食50石和好些元宝及礼物买到的；郝俊岐当达尔古，就是花银子200元买得的。”⒀ 1932年奇寿山（刺死纳森达赖父子后）建立的新政权被纳的保安队连长奇文英推翻后，奇文英（后升为东协理）、奇凤鸣（后升为西协理）、奇玉成（管旗章京）三人组成过渡政府时，便以达庆排划分势力范围，其中“西南及旗中部的六个达庆排奇文英掌握；东部和北部七个达庆排归奇凤鸣管理；后奇凤鸣又将中部一个达庆排拨归典什（奇玉成）管理。”⒁说明达庆?达尔古排已然取代苏木制成为基层最主要的行政区划了。久之，“因是种组织较旧日的扎兰制完善，一般蒙民也多愿加入，而不拘旧日的形式了”⒂ ，蒙古人的加入使准旗原有的苏木制功能更加淡化，甚至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边缘。到建国前夕，准旗共被划为13个达庆排，70多个达尔古排，党三窑子等河套地（河套川）属第一达庆排。
三、达庆?达尔古的具体职责
达庆·达尔古最主要的行政职责是向汉族移民征收赋税。赋税是喂养政府的母乳，尤其是民国时期准旗保安队人数激增，需要大量的粮草来维持军需，达庆、达尔古的职责显得尤为重要。田村英男在作了周密的社会调查后，认为达庆?达尔古具体征收的赋税款项包括以下几点：
1.上交王爷的草粮。2.作为达庆?达儿古收入的当差收入也由汉人来负担。3.水草银。水草银是以汉人所有家畜牛、马、骡、驴、羊等为对象征收的一种牲口所有税。有时以实物代收，实际征收比定额少。此银达庆、达尔古收后交付王爷。4.看田费。达庆在八月看田，是为防止家畜等对农作物的破坏而实行的，由达庆按亩从各村征收为看田费的实物草粮。5.粮秣摊派。这与保安队的创设有关，成为现在（20世纪40年代）河套川地租税体系的核心。此摊派作为准格尔旗河套川警察队、保安队人员、马匹的给养。对人员一年份的、对马匹除6、7、8、9四个月外的八个月的费用通过达庆给各村汉人土地所有者按亩摊派。6.应称为私摊派的部队费用，除公家的粮秣摊派以外的警察队、保安队员从各村征收的物品、现金等，此摊派的比重与公摊派几乎占同等份额。这也被转嫁到农民身上。7.羊皮钱。这是作为警察队、保安队员冬季防寒被服，也由达庆以现物或现金的形式征收过来。8.摊费。临时摊派的唱戏钱、电线杆摊款、力役的课征等。 （16）
笔者在研究达庆?达尔古问题时，特意走访了一些老人。其中西哈家素圐圙村90岁老人张三毛说他是1945年参加（河套川）保安队的，“当时奇子祥要兵，正好赶上东哈家素圐圙的独胜格达尔古不应了（卸任），由本村的黄达尔古顶替。黄达尔古因为与我家历来不和（睦），所以就把我的名报上去了”。从此可以看出，奇子祥要招兵，基层的达尔古便负责收集辖区内的壮丁情况，呈报上级机构。此外达庆?达尔古还对辖内汉民进行法律约束，下面是1949年准格尔旗第一排（河套川）达庆奇占山关于禁毒的呈文：
为呈报事；查牌属王三成圪梁村居民李xx于萨境新滩村南旗地种植中烟苗三分，于古月七月三日始已查获，除呈报保安司令部外，理合具文呈报。
旗政府均鉴。（17）
说明达庆?达尔古除负责收集租税外，民国后期时职权有所扩大，对辖内汉族移民进行行政上的管理也是其主要职责。
可以说到民国时期，通过达庆·达尔古制这一环节，包括河套川的准格尔旗蒙古贵族从行政手段上确立了对汉族移民的统治。当时的准旗权力分配是：
扎萨克（无实际权力）—东西协理（贵族、实际统治者、兼任保安队长官）—达庆、达尔古（蒙古族地主、主要负责对辖内汉民收取租税和行政管理）—村（保）长（汉族地主、负责收集本村地租、摊派并组织人力押送至协理府）。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达庆?达尔古最初设立的目的是专管汉族移民，所以只能由蒙古族担任，汉族绝对不能染指。1940年中共准格尔旗工委选派了一名叫郭明子的汉族担任达尔古，立即招来蒙古族非议，后来只好撤销。（18）
以上是笔者对达庆·达尔古制的几点看法，不足之处，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田村英男《蒙古社会构成的基础单位苏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河套地为中心》，满铁调查月22-2，满铁株式会社，1942年，69页。
（2）同上，92页。
（3）《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 》，收入《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六，内蒙古图书馆编，远方出版社，2007年，106页。
（4）哈斯巴根《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1697-1945—以准格尔旗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110—113页。
（5）刘维《准格尔旗行政组织及各项制度之演变》， 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77页。
（6）《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译编》上辑 ，中共准格尔旗委员会、准格尔旗人民政府、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144页。
（7）《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译编》上辑，《准格 尔旗为要求严惩萨拉齐所属民人私行耕种事咨萨拉齐通判文》，道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P.242）， 179页。
（8）《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自治区档 案馆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年，523—52页。
（9）以上达庆世袭名额均得到今此台吉家族的认定，且有安斋库治《蒙疆土地分割所有制的一个类型 —伊克召盟准格尔旗河套地土地关系的特质》 一文的佐证。载《满铁调查月报》22-5，满铁株式 会社，1942年，41页。
（10）《绥远通志稿》，十册，卷八十二驿站，190页。
（11）奇天祥《我的自述》，载《内蒙古文史资第四十四辑—王公补录》，128页。
（12）田村英男说达庆?达尔古制创设于道光六年，是其在河套川实地采访的结果，这应是当地蒙古人记 忆、中的时间。
（13）钟正文《那森达赖在准格尔旗》，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三辑，56页。
（14）奇天祥《我刺杀奇文英的前因后果》，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19页。
（15）《伊克昭盟志》第十二章“准格尔旗”，张乐轩主编。转引自哈斯巴根《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 （1697-1945）—以准格尔旗为中心》，128页。
（16）田村英男《蒙古社会构成的基础单位苏木》，《满铁调查月报》22-2 ，96-101页。翻译转引自哈 斯巴根《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1697-1945 —以准格尔旗为中心》，115页。
（17）《禁毒1950—内蒙古纪事》，引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53页。
（18）李克仁：《准格尔旗近代史话》，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1994年，145页。
（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会员、内蒙古敕勒川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