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禹

    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皇帝被北方民族俘虏的次数不是很多，宋朝有“靖康之变”，而后明朝发生了“土木之变”。

一、“土木之变”的历史背景

    1368年，明军攻克大都，标志着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元廷北撤草原大漠，史称“北元”。北元欲图恢复中原，遂与明朝形成对峙格局。
    永乐时期，蒙古地区逐步形成了东、西两个政治势力，明朝人称东部为鞑靼，西部为瓦剌。瓦剌首领脱欢兼并太平、把秃孛罗等部，统一了瓦刺，立黄金家族后裔脱脱不花为汗，自任太师，实掌大权，统一了漠北诸部。经过脱欢及其子也先的经营，瓦剌势力所及，西起中亚地区，东接朝鲜，北至西伯利亚南部，南临长城，时刻窥伺中原地区。正统十二年（1447）十一月，从鞑靼归附明朝的阿儿脱台向明英宗禀报：“也先蓄谋南侵明朝，逼迫脱脱不花汗听从他的建议，脱脱不花不同意，认为蒙古部落的日常物资多依赖中原汉地，不宜逆天道而行事，否则会遭天谴。也先不听，并说：你不做，我自己去干，纵使占领不了大的城池，也要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多地剽掠物资，也足够了。也先还曾经派人潜入北京城，窥探明朝的动向。”由于未能取得代表东蒙古势力的脱脱不花汗的支持，也先的南下计划一直未能实现。但是，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到，瓦剌时刻都会对明朝发动进攻。清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以后人的视角总结了当时的形势：“自脱欢杀阿鲁台，并吞诸部，势浸强盛，至也先益横，屡犯塞北，边境自此多事。”
    明朝方面，明英宗年少即位，崇信太监王振。王振结党营私，纵容其党羽贪赃枉法，私造大量铁制箭镞等武器，贩给瓦剌，牟取暴利。明朝北边防御体系自洪武时期初步建立，经过永乐、洪熙、宣德几朝的大力经营，已经初具规模和系统，但至正统年间，由于朝纲不振、权臣擅权、军政废弛，致使北边防御经营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北元诸部南下之心。

    二、“土木之变”经过

    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二月，也先派使臣进京贡马。其中，属于脱脱不花汗的使臣号称有471名，实际上只有414名，也先使臣号称2257名，实际只有1358名，买卖回回号称有870名，只有752名，加起来实际使臣数量共计2524名，比号称的少了1074名！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为了冒领赏赐。明朝政府查实以后，仅按照实际人数给其赏赐，结果这下惹怒了也先。他借口明朝使臣到瓦剌时曾许嫁公主于其子，这次所进献的马匹乃是定亲之物，而明朝方面却既失信又赖婚，还侮辱了瓦剌使臣，随意克减岁赐，于是大举进攻明朝。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兵分四路，拉开对明战争的序幕。也先亲率所部进攻大同，阿剌知院率部进犯宣府（今河北宣化），围攻赤城。脱脱不花率所部及兀良哈部众进攻辽东地区，另一支进攻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地区。
    七月十一日，明朝大同右参将吴浩于猫儿庄（今山西阳高县北一带）迎战瓦剌，迅即兵败战死。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四员将领各率兵1万赴阳和（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地区防御。由于太监郭敬在其中作梗，致使明军大败。宋瑛、朱冕战死，石亨败退至大同城内，郭敬躲藏在草丛中才躲过一劫。蒙古军队锐不可挡，大同以北各卫所守将纷纷撤退。同时，阿剌知院率军直抵宣府，素以勇敢善战著称的宣府总兵官杨洪一筹莫展，坐以待毙。宣府至居庸关一带的城堡守将多弃城逃跑，致使北元军队长驱直入，逼近居庸关。
而进攻辽东地区的脱脱不花率军逼近的时候，守城的将官却还不相信，而且将报信之人杖刑囚禁。等真正的大军压城之时，提督军务左都御史王翱、总兵官曹义、太监亦失哈等人只能闭城自守。同样，明军在抵御进攻甘州地区的北元军队时，也遭到了失败。
    明军一再战败的消息传至京师，震动了朝野。太监王振怂恿英宗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等人率百官竭力劝阻，明英宗不听，于七月十六日，率大军从北京仓促出发。亲征军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史家记载不一，但根据学者分析考证，大概为二三十万，其号称的五十万应该是一个虚数，目的无非是为了大造声势。亲征军于十六日晚到达唐家岭（今北京市昌平区西南）。十七日，到达龙虎台（今北京市昌平区西龙虎台村）。十九日，车驾过居庸关。二十日，过榆林站。二十一日，到达怀来城西。二十二日，到达雷家站（今河北省怀来县东）。二十三日，到达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县）。二十四日，到达鸡鸣山（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南）。成国公朱勇上章陈述，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墅等均跪于草中恳请英宗还京，钦天监正彭德清、翰林学士曹鼎力劝不能轻进，王振仍然不听。王振的独断专权引起众将和大臣的强烈不满，有人提议杀掉王振，未果，继续前行。
    二十五日，到达万全峪（今河北省万全县一带）。二十六日，到达怀安城西（今河北省怀安县）。二十七日，到达天城西（今山西省天镇县）。二十八日，到达阳和城南。到了以后，看到这里横尸遍野，众军恐慌万分。二十九日，到达聚落驿（今山西省大同县聚乐堡）。八月初一，大军到达大同。初二，英宗驻跸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密告王振诸军在大同不敌北元军队、招致惨败的消息，突然又降临大雨，致使人心惶恐。
    因此，王振开始惊慌撤退，撤出大同。然而王振想从紫荆关（今河北省易县西北）退兵，让英宗到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省蔚县），以显示自己“衣锦还乡”。于是，不顾大同副总兵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反对，匆忙改变行军路线。行四十里后，又怕大军过境损坏自己家种的庄稼，又急令军队转道宣府。此时瓦剌大军追至，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战死沙场。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至鹞儿岭（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辛庄子村西），寡不敌众，全部覆没。在八月十四日到达土木堡（今为河北省怀来县东南土木镇）。土木堡为居庸关通往宣府、大同等地的重要驿站，这里向东距离怀来城仅20里，向东北距离延庆州（今北京市延庆县）80里，向西距离保安州（今河北省涿鹿县）40里，“地界相错，为往来之孔道”。随征的众臣建议进入怀来城，可凭城垣自守以防不测。但是王振以辎重车千余辆未到为理由，不肯进城，明军只好在土木堡驻扎。明军掘地两丈多深，也没有找到水，致使明军严重缺水，士气低落，极大地降低了战斗力。
    十五日，瓦剌军诈退，并遣使持书来议和，无能的明英宗竟相信了瓦剌的议和行为，遂命吏部左侍郎曹鼐起草议和诏书，遣通事随瓦剌使臣前往议和。王振下令明军移营就水，瓦剌军突然从四面杀来，明军惊慌失措，未及抵抗便全军崩溃。当时，张辅、邝墅等百余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明英宗带兵突围没有成功，无奈只好盘膝而坐，只有随身侍候的太监喜宁跟随，均被俘虏。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大铁锤所杀，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将军樊忠不久也战死。此役明军死亡过半，大量辎重尽为也先掠夺，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数人侥幸逃出。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土木之变，或称“土木之役”、“己巳之变”。
    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土木之役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之一。从瓦剌方面看，也先兵分四路，东路和西路从侧面出击，使明朝两臂受敌，也先、阿剌知院率领两路中路军攻击大同、宣府，有进有退，诈降诱敌，加之瓦剌蓄谋已久，蒙古骑兵素有游牧民族特有的机动灵活、变幻迅速的特长，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从明朝方面来看，战前毫无准备，临时仓促迎战，指挥官又为无才无能的太监，边防守将又多消极应敌，或固城自守，或弃城逃跑，在与瓦剌军队的对战中，疲于奔命，辗转反复，一再贻误战机，招致最终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有人主张迁都南避，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等反对迁都，并拥立朱祁钰即位为皇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百官纷纷要求严惩王振，马顺为王振遮护，喝逐群臣。给事中王竑怒不可遏，杀马顺、毛贵和王长随等泄忿，籍没王振家产，王振的侄子王山被凌迟死。
    同年十月，也先率北元军队攻至北京城下，欲用明英宗为人质，向明廷进行勒索。此时明朝廷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议和，将首都南迁。另一派以于谦为首，主张保卫京城。在京师保卫战中，京师民众起而支援明军，打击北元军队。也先受到夹击，勒索不成，挟英宗北还。不久也先与明廷讲和，并宣称“迎使朝来，大架西去”。但景泰帝并不想派人迎回英宗。
    景泰元年（1450年），景泰帝朱祁钰遣都御史杨善往迎英宗，也先接见杨善，故意刁难杨善。杨善变卖家产，在没有圣旨的情况下，将英宗赎回，英宗归途要许彬代替他写“罪己诏”。英宗后为景泰帝幽禁于紫禁城东华门外南宫，门外是大粪场和乱坟岗。朱祁钰命将大门上锁并灌铅，由锦衣卫看守，食物由小洞递入，英宗实际上成为了囚犯。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泰帝病重，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和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密谋发动政变，拥立英宗复辟，以此年为天顺元年。因此，明英宗是明朝唯一使用两个年号的皇帝。不久，景泰帝死去，于谦以谋逆罪被杀，史称“夺门之变”。

    三、“土木之变”原因探析

    首先从经济上来说，中国北方游牧社会对中原农耕社会存在天然的依赖性，经济上的互补和联系不会因政治隔绝而中断，而且往往是游牧民族采取主动，迫使农耕民族接受与其发生经济上的往来。“游牧民族南侵的原因深深植根于他们的经济体系之中。游牧经济有对自然变化的脆弱性、对农耕社会的依存性和工艺文明的迟进性。对农业社会的贸易与掠夺，是游牧民族解决经济稳定两个变换手段。”（引自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探讨》，《元代史新探》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土木之变就是游牧民族使用武力强迫农耕民族与其保持贸易往来、互通有无的一次典型事例。
    在明代，北方草原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始终无法满足蒙古诸部的生产生活需求，因此，不断加强与中原地区的贡市关系便成为整个蒙古族的共同要求。但是明朝却始终把通贡互市视为维护其北边防御、“羁縻”蒙古的一种手段，正如《明世宗实录》所记：“国家初与虏为市，本为羁縻之术。”因此，明朝一方面允许明蒙双方通贡互市，贸易往来，一方面又对贸易的规模、使臣的往来设置种种限制政策。
    其次，从政治上来说，也先暂时统一蒙古诸部以后，企图进一步重建“大元一统天下”。也先常常将明朝称为“南朝”，而以“北朝”自称，意图与明朝争夺天下。文献中有较多关于“南朝、北朝”的记载，例如，郑晓《今言》记载：“也先因与通事言：吾有子，请婚南朝公主。”《明英宗实录》卷235“景泰四年十一月丙子”条记载：蒙古骑兵“累至边索羊酒，且言来看南朝墩台”。因此，其南下进攻明朝也是蓄谋已久。

    四、余论

    土木之变是明蒙关系的转折点，同时对明朝政局和北元诸部势力的消长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土木之变发生后，围绕明朝迎复英宗与瓦剌送还，出现了一系列军事冲突、使臣交涉的事件。景泰元年（1450）八月，英宗终于南归，结束“北狩”生活，这既是明朝中央权力转移、朝臣经世思想变更的过程，也是瓦剌内部矛盾显现、经济依赖明朝供给的反映。英宗南归后，景泰、天顺年间，明朝内部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对蒙政策上，也以“土木之变”为鉴，日趋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