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蒙古族戏剧家杨景贤(上）
马 冀
杨景贤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乳汁哺育出的代表性作家、蒙古族第一位戏剧家，也是元末明初最多产、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杂剧《西游记》是唐僧取经故事的集大成者和里程碑，对小说《西游记》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是杂剧艺术创新的开拓者，在戏剧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多有创新。研究杨景贤及其作品不但对中国戏曲史、小说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了解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直至今天各种文学史对他言之甚少；对他的生平若明若暗，甚至有不少误解；对他的作品也研究不够。近年笔者主持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杨景贤作品校注》[1]得以出版，本文拟结合拙著力求全面研究杨景贤及其作品，给以正确评价。
一、多民族文化交融乳汁哺育出的代表性作家
有关杨景贤的生平资料很少，目前最详细和可靠的仅见于贾仲明《录鬼簿续编》[2]中的小传：“杨景贤 ，名暹，后改名讷，号汝斋。故元蒙古氏，因从姐夫杨镇抚，人以杨姓称之。善琵琶，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锦阵花营，悠悠乐志。与余交五十年。永乐初，与舜民一般遇宠。后卒于金陵。”
杨景贤是蒙古人，他在元时当然会有一个蒙古语的本名，不过因为他跟随姐夫杨镇抚，“人以杨姓称之”。 杨景贤一字“景言”。有时还被误写为“景夏”[3]。杨景贤改名，我认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元朝灭亡之后，留在明朝境内的蒙古人政治地位急剧下降。明初统治阶级表面上对来降的蒙古、色目人着意笼络，实际上却不断加强对少数民族尤其是蒙古族的控制。 朱元璋曾于洪武元年元月下令“禁胡服胡语胡姓名”[4]。他还借口蒙古人同名太多，“当赐姓别之”，此后赐汉姓相沿不衰。《明律》还规定：“ 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结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杨景贤改名为“讷”，恐怕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其实从字义也可看出他的心情：“暹”之意为日光升起，可见自我期许之高；“讷”之意为语言迟钝、艰涩，可见是要提醒自己谨言慎行。景贤一字“景言”，乃“谨言”或“禁言”之谐音。这大约都有约束自己言行、掩饰“异族”身份、免遭迫害歧视之意。而他的朋友们体谅他的苦衷，也不会再以他的蒙古名相称，于是杨景贤的蒙古本名便湮没不闻了。
关于杨景贤的生卒年，根据笔者在《杨景贤作品校注?前言》分析，约生于元至正五年（1345），约卒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活了75岁左右。在此不再赘述。
景贤的里贯，《续编》但言“故元蒙古氏”。明朱有燉《烟花梦引》云：“尝闻蒋兰英者，京都乐籍中伎女也。志行贞烈，捐躯于感激谈笑之顷。钱塘杨讷为作传奇而深许之。”又，景贤的朋友汤舜民有散曲《送景贤回武林》[5]，曲中盛赞景贤在杭州“西湖六桥边”的居家。据此，孙楷弟径称景贤为“钱塘人”。《全元曲》校注本说：“本为蒙古人……上辈已移居浙江钱塘”[５]。王季思《全元戏曲》比较慎重，说：“杨氏纵非杭州人，必也在杭州住过”[6]。我认为不仅里贯应准确表述，更应该从中探索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如何学习、接受汉族文化，在汉族文化熏陶下成长的过程。
景贤是蒙古人，但不知属蒙古何部。他所以被称为“钱塘人”，应该由“从姐夫杨镇抚”寻找原因。杨镇抚的名字于史无考，我估计可能是汉族人，并且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所以杨景贤可以随他自幼受到汉族传统文化教育，进而随着他姓了杨。元代蒙古族与其他民族通婚比较多，杨景贤的姐姐嫁给杨镇抚也是很正常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因受汉文化影响，用汉人姓或起汉名的不少，如马祖常、丁鹤年、李直夫、石君宝等。镇抚之职，元代很多，诸行中书省下设都镇抚司；诸行枢密院、诸路万户府下设镇抚司， 蒙古、汉人参用。其品级自正五品至六品不等。景贤姐夫不知何时在杭州任镇抚。目前尚无资料证明景贤“上辈已移居浙江钱塘”，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景贤曾久居杭州。他可能幼年或少年时期便去了杭州，依随姐姐姐夫生活，故人们认为他的里贯是“钱塘”。甚或景贤在明初政治气候下，也讳言自己是蒙古人而以钱塘为里籍，这种情况在明初留居内地的少数民族中是很多的。朱有燉生于洪武十二年（1379），距我推测的景贤生年晚了三十年，他或者不知道景贤是蒙古人，故根据印象书为“钱塘杨讷”。那么贾仲明为什么在景贤小传中不书其里贯呢？因为景贤虽久居杭州，但严格地说，并不能算作杭州人，他的真正故乡是在蒙古高原某地。贾仲明或者对蒙古地名不太熟悉，或者虽然知道，但在明初的政治气候下不好明写，所以不书其籍贯。不写景贤里贯，恰好说明贾仲明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
杨景贤从北方移居杭州 ，除因从姐夫杨镇抚之外，还应考虑元中、后期的社会风气。元朝国土辽阔，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加以国家统一，交通比较方便，所以很多人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包括土生土长的北方少数民族人士也是如此。仅以《录鬼簿》卷下及《续编》所载便可随手举例如下：曾瑞卿“大兴人，自北来南，喜江浙人才之多，羡钱塘景物之盛，因而家焉”。乔梦符“太原人，居杭州太乙宫前”。丁野夫“西域人，羡钱塘山水之胜，因而家焉”。赛景初“西域人，老于钱塘西湖之滨”。虎伯恭、伯俭、伯让兄弟“西域人，当时钱塘风流人物，咸以君之昆仲为首称云”。
元朝中后期的杭州不但是南北文人荟萃之地，而且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大熔炉。在那里不但活跃着一批汉族著名文人，如虞集、揭奚斯、贡师泰、欧阳玄，黄溍、高启、高则诚、杨载、赵孟頫、杨维桢、瞿佑、刘基……，而且许多少数民族文人，如萨都剌、马祖常、贯云石、丁野夫、王景榆、鲜于枢、月景辉、赛景初、虎伯恭兄弟等也都在杭州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吟咏。《西湖游览志余》说：“元时，豪杰不乐进取者，率托情于诗酒，其时杭州有清吟社、白云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会，儒雅云集，分曹比偶，相睹切磋，何其盛也！国初犹有余风，故士人以诗学相尚。”[7]又说：“元时法禁宽假，士夫得以沉昵盘游，故其诗多脂粉绮罗之态。杨廉夫诗：“天街如水夜初凉，照室铜盘璧月光。别院三千红芍药，洞房七十紫鸳鸯。绣靴蹴鞠句骊样，罗帕垂弯女直妆。愿汝康强好眠食，百年欢乐未渠央。”[7]诗中“句骊”即指“高句丽”；“女直”即“女真”。可见少数民族的服饰已经普及于妇女，成为时髦。杭州这种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背景，对杨景贤的成长是有重要意义的。
杨景贤幼时生活于杭州，由于元代时蒙古人所处的优越地位，杨镇抚又是地方官员，因此家庭经济条件应该是比较好的。汤舜民《送景贤回武林》套中有《新水令》曲：“君家家近六桥边，占西湖洞天一片。柳阴蓝翠蔼，花气麝兰烟。锦缆银鞭，一步步画屏面。”[5]可知景贤家在杭州西湖边的六桥附近，景色十分幽美，建筑也不会太差，不然不会引得汤舜民如此赞美。这样的家庭条件自然能够给景贤提供相当优越的受教育机会。而景贤也必然是一个刻苦学习，善于汲取汉族传统文化的青年，否则他不会创作出数量那么多、质量那么高的戏剧和散曲作品。杨景贤的成长过程，可以作为少数民族接受、学习、掌握、直至熟练运用汉族传统文化的典型。
元朝覆亡时，杨景贤大约23岁，汉族传统文化的修养造诣已经很深，在杭州一带是知名度比较高的青年才俊。甚至他的文名还可能传到南京，因此南京燕王藩邸的文学名士们（如贾仲明、汤舜民等）才会和他倾心相交。这一点可以从景贤朋友们对他的赞扬中看出。《续编》称赞他“乐府出人头地”。汤舜民更赞他学识渊博，对儒学和戏曲都有深厚修养：“一襟东鲁书，两肋西厢传。”而且文思敏捷、才华横溢：“珊瑚文采天机绚，珍珠咳唾冰花溅。霜毫锦笺，品藻杜司空，褒弹张殿元，出落双知县。”[5]眼高于顶的汤舜民竟然以杜牧、张珙、双渐等风流才子来褒扬景贤，可见他的传统文化修养不但在蒙古人中是罕见的，而且在汉族知识分子中也是佼佼者。
另一方面，元末的社会动荡对杨景贤思想和性格的形成影响也是很大的。仅以杭州在元末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来说，都会在杨景贤青少年时期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元末政治腐败，顺帝沉溺于宗教和女色，各级官吏贪污腐化，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地农民起义和割据战争烽起。至正十二年（1352）秋，徐寿辉部攻入杭州，守城元军不战而逃。后浙江廉访使从绍兴招来盐场灶丁，才收复城池。而避难返回的元军嘉珲部却举火焚城，使杭州“残荡殆尽”[9]。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集庆，改为应天府。同年张士诚攻下苏州，张士德攻下杭州，但不久撤出。次年元朝招降张士诚，许以高官。至正十九年（1359）冬，金陵游军突入杭城下，城门闭三月，米价涌贵，“一城之人，饿死者十有六七”。[７]至正二十六年（1366）徐达、常遇春攻下杭州。对杭州城这种走马灯式的政局变幻，以及由此造成的城市破坏情况，杨景贤心中的感慨必然更多更深。蒙古统治阶级已腐败不堪，他若“随元驾北去”，恐怕是没有什么前途的；而像刘基那样投身于新政权，以求施展政治上的抱负，恐怕也没有那个条件，首先是民族出身就限制了他。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选择一种远离政治、寄情山水和戏剧的人生道路了，而这恰恰符合他好戏谑的乐观天性。元末的政治动荡、杭州的兴衰变迁，留给杨景贤的便是对政治的厌倦、对战争的躲避、对浪子人生的自觉选择。
杨景贤的交游，从现有史料看，最重要的是贾仲明、汤舜民。笔者推测杨景贤与贾仲明始交当在1371年，这一年恰是朱棣封王之时[8]。贾仲明、汤舜民等大约此后被延聘到燕王府邸。这时景贤也在南京，得与汤、贾等相识，从此结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续编》汤、贾二人小传说：“汤舜民，象山人，号菊庄。补本县吏，非其志也。后落魄江湖间，好滑稽。与余（贾仲明）交久而不衰。文皇帝在燕邸时宠遇甚厚。永乐间，恩赉常及。所作乐府、套数、小令极多，语极工巧，江湖盛传之。““贾仲明，山东人，天性明敏，博究群书，善吟咏，尤精于乐章、隐语。尝侍文皇帝于燕邸，甚宠爱之。每有宴会应制之作，无不称赏。公丰神秀拔，衣冠济楚，量度汪洋，天下名士大夫，咸与之相交。自号云水散人。所作传奇、 乐府极多，骈丽工巧，有非他人之所及者，一时侪辈，率多拱手敬服以事之。”
如将二人小传与景贤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三人有很多共同之处，如都是熟读群书、知识渊博、文思敏捷、善于吟咏；都酷爱戏曲、擅长“乐府”散曲；均属于才华出众的才子名士型人物；而且他们彼此性格相投，杨景贤与贾仲明共有蒙古人和山东人的豪爽大度，又与汤舜民共有“好滑稽”的天性。这不同民族三位文人的友谊，足可传为千古文坛佳话。研究这种文学现象，对我们了解元末明初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及文人队伍民族构成的改变具有典型意义。
杨景贤与贾仲明、汤舜民不但保持着五十年的深厚友谊，而且三人都与朱棣发生过密切关系。由此容易给人造成错觉，认为杨景贤与汤、贾一样，在朱棣当燕王时便受到宠信，甚至认为杨景贤长期生活在今北京的“燕邸”。其实，如果细绎三人小传，就会发现景贤与贾、汤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不宜一概而论。关键在于对小传中的“燕邸”有不同理解。我认为“燕”不是指北京，而是指朱棣的封号“燕王”，“燕邸”指朱棣在南京的藩邸。朱棣从洪武三年封燕王后，藩邸一直在南京，直到十年之后的洪武十三年（1380），由于北元屡次扰边，朱元璋才命朱棣之藩北平。因此景贤与贾仲明始交之地应在南京。
元末明初的南京、杭州地区是全国文化人聚集的中心地带。朱棣建邸南京十年之久，在门下延揽了一大批文学之士。其中像贾仲明等是正式的“入幕之宾”，所以他才有条件使“天下名士大夫，咸与之相交”，“一时侪辈，率多拱手敬服以事之”。以贾仲明等为中心，又有一批交往密切的文人，他们未必正式投身燕邸，但也与燕邸保持各种松散的联系。我估计景贤就是这类燕邸“外围”的文人。这些“燕邸外围文人”，除景贤外，还可能有王彦中、徐景祥、丁仲明等。这些文人大都过着流连青楼伎馆，编演戏曲、散曲、隐语的风流才子生活，互相之间交往频繁。
朱棣之藩北平后，杨景贤、贾仲明、汤舜民是否会随之北上？我分析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他们在北方时间不会很长。因为一者《续编》没有记载他们在北方有什么活动。二者他们在北平燕邸怕没有多少用武之地。朱棣移藩北平之后，连年出兵塞外、督造边城；朱元璋死后又忙于与建文帝争夺皇位。他在戎马偬倥中不大可能再像南京时过那种延揽文士、听戏猜谜、歌舞宴饮的生活。他身边的门客谋臣，更多的是长于军事、政治的人才（如姚广孝等人）。三者，当时的北平始终处于北元入侵的阴影笼罩之下，战争气氛较浓，经济文化也远不如江浙一带繁荣昌盛。以杨、贾、汤三人性格，都是“锦阵花营，悠悠乐志”的人，如无其他原因，自然不会在北平久留。但景贤作为北方人，如有机会随燕王府的朋友回故乡一游，恐怕也是非常喜欢的。
因此，杨景贤在洪武年间的游踪，应该是从杭州向南京方向移动，也许经常来往于杭州和南京之间。这一时期，南京作为明朝的首都，发生过许多震动全国的大事，不能不对杨景贤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元洪武，八月派兵攻入大都。当时北元军事力量还相当强大，于是朱元璋更寄希望于政治攻势。他不但多次致信给北元皇帝，而且精心安排投降和俘虏来的故元官吏，以求收到瓦解、招降蒙古的目的。例如1369年故元蒙汉官员（包括元翰林学士危素、张以宁等著名文人）从北平解送南京，朱元璋都给以妥善安排。1370年，元顺帝之孙爱猷识里达腊的嗣子买的里八剌被俘送南京，朱元璋隆重接见，并赐府第，1373年又将他送回和林。1371年，朱元璋亲自决定册立扩廓帖木儿的妹妹为次子秦王朱木爽 的王妃，以表示对扩廓的友好。1372年李文忠征漠北，将所俘故元官属1840人解送南京；1382年元威顺王及梁王子女家属318人解送南京；1387年纳哈出归降，其部属3300多人被送到南京；1388年蓝玉俘蒙古辽王、王子、公主等3000余人送南京，朱元璋都给予很高的待遇。这些故元贵族、将领及其家属长期居住南京，使南京成为全国蒙古人居住相对集中的地方。而且，他们在南京的生活和待遇都比较好，有的还担任各级官职[9]。当然，朱元璋并不是真正平等对待少数民族，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一种政治姿态和笼络手腕。由此可见，南京在明初不但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承元代余绪，仍然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大熔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各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文化的速度更是大大加快了。这种大的文化背景，对产生杨景贤这类民族文化融合型的作家，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杨景贤在南京还亲眼目睹了朱明王朝的巩固、改制和朱元璋的暴政。如1376年的“空印案”处死官员数以百计；叶伯巨因直言上书被下狱饿死；自1380年开始的丞相胡惟庸案，先后十年，牵连1.5万人被处死，并由此而罢中书省，废丞相；1384年李文忠因指责宦官干政而倒台；1385年郭桓贪污案处死百余人；1390年李善长案牵连到许多公侯丧命；1393年蓝玉案牵连更广，据估计有2万多人被处死，其中包括许多开国功臣，……这些重大事件，更使杨景贤认识到“伴君如伴虎”的危险，使他发出人世桑沧、祸福无常的感慨，对他思想和人格的形成造成重大影响。
总之，杨景贤作为“亡国”之后的蒙古人，在明初的处境肯定是比较艰难的，能够结识燕王府的门客贾仲明、汤舜民，不但性格相投，而且曲文相交，多多少少会从政治上得到一些庇护。尽管杨景贤未必会对推翻元朝的朱家父子多么感激，但这毕竟可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当时的杨景贤思想活动如何？恐怕是十分复杂而微妙的。在这一时期更坚定了他“酒中遇仙，诗中悟禅。有情燕子楼，无意翰林院”[5]的生活选择。经历了战争和政治斗争的残酷，看穿了朝代更迭兴衰的无常，所以寄情山水，追求隐逸，甚至依红偎翠，宁愿当一个“花柳丛中自在仙”，也不愿过问政治，杨景贤这种思想是由来已久的。
关于杨景贤和朱棣的关系，除了《续编》所说：“永乐初与舜民一般遇宠”之外，还见于《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永乐初，钱唐杨景言以善谜名。成祖时重语禁，召景言入直，以备顾问。”这两条资料都强调了“永乐初”、“成祖时”的时间概念，从而证明在朱棣当皇帝之后（并非“在燕邸时”），景贤确实被召入皇宫，并得到朱棣信宠。成祖永乐年号从1403年至1424年，明朝在1416年（永乐十四年）廷议迁都北京。所以景贤“永乐初”入值宫中，应当仍在南京。
孙楷弟说：“永乐初，他（杨景贤）在南京做过官，与汤舜民是同僚”[3]。我认为尽管杨景贤受朱棣信宠，但他始终没有做过官。由于景贤与贾仲明、汤舜民等人交往密切，贾、汤可能在南京燕邸时就向朱棣介绍甚至推荐过景贤。朱棣在元朝刚刚灭亡的清况下，或许顾忌杨景贤之民族背景，没有将他罗致到藩邸，直至自己当了皇帝才正式招他入宫。这时，元朝已亡三十多年，民族之见日趋淡化，使朱棣可以没有疑虑地宠信杨景贤，甚至会因为他的杰出才能和对宫廷戏曲演出的贡献，想要封他一个“供奉翰林”之类的官职。朱棣的心理，有些像唐玄宗封李白为“供奉翰林”，无非是点缀升平而已。然而我估计杨景贤可能借故不受。因为从总体看，朱棣是一个雄心勃勃、内外经营、力求有所作为的皇帝。他的主要兴趣和精力放在巩固和扩大明帝国的文治武功方面。对于诗文戏曲，不过“点缀升平”而已。所以他对杨景贤、贾仲明等人的“宠爱”，最多是视为倡优般的文学弄臣。对此，杨景贤那样冰雪聪明的人必然会看得出来。因此，尽管杨景贤在永乐年间度过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风光”的时期，然而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毕竟已经六七十岁，饱历沧桑，看透了人生的荣通变化，不会因朱棣的偶示恩宠而忘乎所以，这一点他比李白老练得多，明白自己在皇帝眼中的位置，更何况朱棣远不如唐玄宗那般酷爱文艺，所以他婉言辞官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汤舜民才说他“有情燕子楼，无意翰林院”。此其一。其二，《续编》没有写杨景贤任过什么官职，否则《续编》不会失载的。《续编》所列曲家，如有官职，都会明确记载。如汤舜民，连“补本县吏”这样一个小官都要写上，对于老朋友杨景贤，如有官职，当然更要写上一笔。因此我认为永乐初杨景贤虽然受到朱棣赏识，待为上宾，但他始终保持着皇室“清客”的身份，没有出任明朝的正式官职，这是符合杨景贤“浪子”性格的。。
永乐十五年（1417），当朱棣迁都北京时，按上文推断，杨景贤已是72岁的老人，他自然不会离开自己熟悉的南京随朱棣北上，所以他后来是卒于南京的。总之，他的一生主要活动于南京、杭州之间。
这里有必要谈一下杨景贤是否“文化特务”的问题。孙楷弟《元曲家考略》在引用《志余》上述一段话后接着说：“及读《志余》此条，乃知其受宠以猜谜，且有政治作用。文人受统治者利用，可谓无所不至矣。《录鬼簿续编》但言杨景贤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而不言其善猜谜。岂为杨景贤讳也？”邵增琪《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进一步说：“杨讷的职务可能类似现在的特务人员，与太祖、成祖设立的锦衣卫东厂属于一类性质。《录鬼簿续编》中记载了许多朱棣的宠用人员，其中可能有类似杨讷的人物，又有许多因事而被杀害者，也可能与此有关。”[10]这就不但坐实了杨景贤“文化特务”的罪名，而且连贾仲明、汤舜民等“类似杨讷的人物”一齐怀疑，甚至把“因事”而死者也算作他们的“血债”。这样一种根据不足而又层层推演的说法竟然得到不少学者的肯定，如《全元戏曲》杨景贤小传在引用邵说后，认为“此说颇有见地”。对此不可不辩。
我觉得如果把杨景贤看作一个通过“善于猜谜”去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制造文字狱的“文化特务”，那就太过分了。第一，《西湖游览志余》所言杨景贤入值的原因是孤证，且《志余》成书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距杨景贤生活的年代已近150年。书中所记又多为街谈巷议之说，其记杨景贤事的卷二十五，题目即《委巷丛谈》。以百余年之后的街头传闻去推测杨景贤的入值原因，其可靠性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与此相反，《续编》的作者是与杨景贤相交五十年的朋友，他的记载要可靠得多。《续编》只字不提杨景贤“善隐语”，而是盛赞他“善琵琶，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锦阵花营，悠悠乐志”。因此才“永乐初，与舜民一般遇宠”。这段话文意通畅，因果关系逻辑分明，丝毫看不出有“为景贤讳”的意思。
第二，从杨景贤的作品以及朋友们对他的描述看，他并不是一个对政治斗争感兴趣的人。他“无意翰林院”，不屑做官，性格又是幽默诙谐、活泼开朗，属于“浪子”人格。这都使他不可能去做通过猜谜整人的阴谋勾当。
第三，制谜猜谜是当时社会的普遍风气，《志余》就对杭州的猜谜风俗有所记载。当时的许多著名文人都以制谜猜谜为乐，李开先就曾集隐语为书，名曰《诗禅》。《续编》还记罗贯中、谷子敬、丁野夫、陆进之、贾仲明等皆工于隐语，可以说，当时的文人雅士几乎个个善于制谜猜谜。他们主要是以此为娱乐，并不是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这也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戏噱风气。而且，贾仲明和当时的人们一样，更重视的是文学和“乐府”（即杂剧、散曲），因而他在杨景贤小传中不写隐语，无非是强调杨景贤的主要特长和成就不在隐语，而在“乐府”。朱棣“重语禁”，想从隐语中发现政治问题，则他身边精于隐语的人已经很多了，未必非用杨景贤去做“顾问”。应该说朱棣召杨景贤入值，主要还是让他编写、搬演杂剧，发挥他的戏剧才能。
第四，从杨景贤的代表作《西游记》杂剧来看，有很明显的宫廷应承戏痕迹，如每本之前加一首“颂圣诗”，而诗的内容又与剧情关系不大，我认为这诗便是为宫廷演出而硬加上去的。这也说明杨景贤创作的很多戏要搬到宫中给朱棣演出，他“戏曲顾问”的工作就相当繁重了。因而估计他没有兴趣，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为朱棣当“政治隐语”的顾问。（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 马冀.杨景贤作品校注[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2] 蒲汉明.新校录鬼簿正续编.巴蜀书社，1996
[3] 孙楷第.沧州集（卷四）[M].中华书局.1965
[4] 谈迁.国榷（卷三）[M]
[5] 徐征等.全元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6] 王季思等.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7]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 明史（卷五）
[9] 陶宗仪.辍耕录.刑赏失宜条
[10] 邵增琪.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M].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