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的重要史书

——《蒙古源流》

 

■ 方 沁

 

  　《蒙古源流》（以下简称《源流》）是蒙古族重要的史书之一，问世于结束蒙古文化“黑暗时期”的17世纪。作者名叫“萨冈”(Sayang)，出身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书中有关蒙古汗系祖源以及蒙元时期蒙古史的记述，反映了17世纪蒙古人历史观方面的变化。这部史书，在蒙古人中广为传播，各地传抄不绝。

　　《源流》篇幅很大。按内容特征可划分为七大部分：

一、宇宙生成、人类起源

二、印度王统史

三、西藏王统史

四、蒙古汗统史

1．从孛儿帖赤那到也速该把都儿的历史

2．成吉思汗的一生

3．窝阔台汗至元惠宗妥欢贴睦尔的汗统史

4．元惠宗退回蒙古草原至林丹汗败亡的汗统史

5．答言汗诸子的分封

6．巴儿速孛罗一系的历史（自1532年衮•必里克即吉囊位至1634年额林臣（尔邻勤）重即济农位止。侧重于阿儿秃斯万户和土蛮万户）

五、满洲皇统史（努尔哈赤至康熙即位）

六、跋文

七、79节格言诗另外，书中插有汉至金末的汉地皇统简史和明朝的皇统简史。

 

《源流》作为一部史书，其史学价值无疑是最为人看重的。这部书的内容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从开天辟地讲到作者自己的生活年代，但由于元末以前的历史已有年代更接近、内容更准确的史书做了记载，《源流》的这部分内容又大都经过了几道手，所以史实方面的参考、使用价值不大。元末至清初的蒙古历史约占《源流》全书篇幅的一半，可见作者是作为重点部分来撰写的，事实上它也是全书内容最为丰富、叙述最为详细的一个部分，因此史学价值也最高。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明代蒙古史的研究一直很薄弱，主要原因就是缺少记载蒙古内部情况的史料。人们的研究只能依靠明代汉籍中的一些零散、主要反映明朝与蒙古关系的记载，因而研究往往不是难以深入，就是得出的结论难免片面。自《源流》被介绍到学界后，明代蒙古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生机，出现了和田清、符拉基米尔佐夫等人的传世之作。《源流》的史学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有关明代蒙古史、尤其是蒙古内部情况的宝贵资料，可补汉籍和其他文种史籍的缺欠，并与之互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蒙古源流”条的作者首先认识到了该书的价值，说：“至于塞外立国传授源流，以逮人地诸名、语言音韵，皆其所亲知灼见，自不同历代史官摭拾影响附会之词，妄加纂载。”  

 

具体来说，《源流》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提供了元末至清初蒙古大汗的完整系谱。明初蒙古汗室远遁草原，屡遇内讧，汗位更迭频繁，局外的明朝方面未能获知详情，以致所记蒙古汗系不够完整，缺少三代大汗的名号。这三代大汗的名号—招力图、昂客、额勒别克，在《源流》中都有反映。

 

2.详细记载了答言汗统一蒙古本部的过程。答言汗是蒙古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一生的业绩，对当时和后世的蒙古社会都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然而，明代汉籍对答言汗的记载仍与对以往多数大汗一样，只偏重他与明朝关系方面的活动，而对他在蒙古内部的活动记载得很少，还有些混乱说法。《源流》对于答言汗的事迹及其诸子和属部的记载，较其他17世纪蒙文史书的记载更为详细、清楚。

 

3.记录了格鲁派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作者从格鲁派藏传佛教首先传入漠南蒙古右翼部落的原因谈起，详述了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锁南坚措的历史性会见、三世达赖喇嘛赴漠南蒙古地区弘法的过程、四世达赖喇嘛的产生、四世达赖喇嘛的代表迈达哩•虎督度赴蒙古地区主持佛教事务、蒙古贵族大兴佛事的情形等等。《源流》的有关内容在同类记载中是最丰富、详尽的，是研究格鲁派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弘传史的最重要史料之一。

 

4.《源流》反映了明代蒙古社会组织、部落变迁、经济状况、阶级关系、思想意识、封建主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情况。这些方面的情况不是由作者逐项归类记述的，而是通过具体事例、专有名称、具体人物的言论等反映出来的。

 

《源流》被公认为17世纪蒙文史书的代表作，总结它的特点不仅有益于对它本身的研究，而且对整个17世纪蒙文史书的研究以及蒙古史学发展史的研究也都具有积极意义。《源流》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具有编年史的特征。书中内容基本按年代顺序叙述，这一点与几个世纪前的《元朝秘史》无大差别。自成吉思汗二十八岁以后发生的事件，大多标出年份。

 

2.具有草原史书的风格，主要表现为史实、传说不分，文学色彩浓厚。这一点也与《元朝秘史》无大差别。不过，两书作者的时代意识已明显拉开了距离，如《元朝秘史》一些带有萨满教色彩的传说在《源流》里已得不到反映，倒是佛教色彩的传说故事随处可见。《源流》记录了大量的传说，有些是荒诞不经的神话，但也有不少可从中窥见史实的影子。

 

3.佛教影响贯穿全书。在结构上，开篇即讲佛教创世说，续说印、藏、蒙一脉相承的王统史及佛教弘传史，遵循的是17世纪以来新的创作模式；窝阔台至元惠宗的蒙元诸汗史，基本上是诸汗名号、生年、即位年、卒年及其所奉喇嘛之名，类似表格式的排列，仅元世祖、元惠宗部分有些实际内容，还多与佛教有关；明代蒙古史部分，给格鲁派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史拨出相当大的篇幅。在内容上，时时可感觉到佛教思想意识的存在，带有佛教色彩的传说、反映佛教思想影响的言语比比皆是。

 

4.成吉思汗—忽必烈系黄金家族正统观念强烈。自忽必烈以后，汗统须在这一系当中延续已成定制。但元亡以后，汗位几度被篡夺，这对忽必烈系后裔来说是一种耻辱。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于是不惜篡改历史。如成书年代早于《源流》的《黄金史纲》中，作者就避而不谈必里秃汗（元昭宗）以后各代大汗的家系，《黄史》则将明代蒙古各代大汗一律说成出自忽必烈系，《源流》照搬了《黄史》的说法，反映出萨冈身为忽必烈后裔的立场，也反映出这种成吉思汗一忽必烈系黄金家族正统思想的根深蒂固。

 

5.史书编撰技能趋向成熟，趋向规范化。《黄金史纲》、罗桑丹津《黄金史》、《黄史》、《阿萨剌黑齐史》等17世纪蒙文史书都存在对资料处理不细、直接抄辑的现象，尤其是罗桑丹津《黄金史》最为明显。相比之下，《源流》显示出它的完整性，它的内容都是经过对所用材料（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进行统一处理后组织成的，并对材料中的不同说法做了选择，对人物和事件的年代做了推算，因此文中基本看不到前后矛盾之处。从《元朝秘史》到大多数17世纪蒙文史书，作者们并不明确应该全面、清楚地交代引用和依据的文献资料，写出书名、作者名、成书年代、史源文献。《源流》在这方面有很大改进，不仅明确交代了书名、作者名、成书年代，还详细列出了史源文献。这不能不说是蒙文史书编撰史上的一个进步。

 

当然， 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何况出自17世纪蒙古草原贵族史家之手的《源流》，对其缺点，也是不难想见的。由于时代的局限，一方面，作者在思想观念上受到束缚，因此《源流》与其他17世纪蒙文史书一样，仍旧没有脱离草原史书文史不分的传统，史实与传说继续混存，一些很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被简单的传说代替，藏传佛教的思想烙印使得全书宗教色彩过浓，荒诞的神话充斥史书的各篇章，过分注重与佛教有关的题材，便妨碍了其他重大史实（政治、经济内容）的报道。所以，《源流》的史学价值不能不受影响。另一方面，客观条件也未能给作者提供完全准确无误的材料或更多可供参考的材料，加上作者世界观一叶障目，《源流》沿袭了前人的不少误记或误传。

 

但瑕不掩瑜，《源流》作为蒙古古代三大名著之一，是蒙古族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其问世三百多年来，一直受到重视，传抄、翻译以及研究一直未曾间断，形成了一股连绵不绝的长流。

 

　　　　　　　（本文作者系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