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衙署与绥远城

■ 魏铎

清朝统治时期，为了北部边疆的稳定，从雍正皇帝开始，先后在蒙古各个地区设立由朝廷派出的将军、都统、大臣、总管等驻防官员和八旗部队，目的是加强对蒙古各部的控制，称为军府制度。1737年（清乾隆二年），为了巩固对土默川以及周边广大蒙古地区的统治，清朝乾隆皇帝决定在归化城东北方向5里的地方修建一座专门驻扎八旗军队的城堡，1739年（清乾隆四年）正式建成，清朝政府将此城定名为“绥远”，有“绥靖远方，安定边陲”的意思，并设立了绥远城将军。绥远城建立后，人们习惯地把归化城称为旧城，绥远城称为新城，这种称呼一直沿用到现在。

绥远城是仿照北京的形制建造的，规模超过归化城。绥远城布局为正方形，城墙高10米，顶宽8米，底宽13米，周长4.5公里，全部是用黄土夯实，外面青砖包墙，十分坚固，至今在护城河北街仍有一段城墙保存完好。2006年，这段城墙已经被国务院确认为中国古代的重要遗址，成为国家级的重点保护文物。

绥远城刚刚建成时，设立四座城门，东称“迎旭门”，西称“阜安门”，南为“承薰门”，北为“镇宁门”。现在鼓楼立交桥东西坡道较长，两端正是过去绥远城东门和西门的位置，至今在内蒙古博物馆前面的小花园还立有绥远城西门的遗址碑记。当年，绥远城中心还建有一座钟鼓楼，俗称“鼓楼”，上下三层，高约30米，廊檐飞挑，气势雄伟。鼓楼的二层悬钟一口，挂鼓一面，每日初更（晚9点左右）和五更（晨5点左右）有专人擂鼓三遍，敲钟一百零八响，五里以外的旧城也能听到。鼓楼上面当年建有道教的庙观玉皇阁，供奉着檀香木雕刻的玉皇大帝坐像。鼓楼的一层是一个互相贯通的十字形门洞，连通四条通向四座城门的大街，但是并不与四座城门相对，而是稍有偏差，这是当时修建绥远城时，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和风水上的讲究，愿意将四条笔直的街道与城门错开，于是绥远城刚刚建好，就流传着“四门不对，鼓楼不正将军衙署坐在当中”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因城区改造和道路扩建，鼓楼被全部拆除。

在鼓楼原址的西北侧就是将军衙署旧址。自1737年（清乾隆二年）设立到1912年清朝政府垮台的175年中，先后共有75任绥远城将军在将军衙署办公和居住。1912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将军衙署改为将军府。1928年以后，将军衙署是绥远省政府所在地，国民党两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和董其武就在此办公。绥远和平解放后，绥远省人民政府设立在将军衙署，第一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曾在将军衙署办公。绥远城将军，是清朝皇帝任命的北部边疆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下辖协领5名和满蒙佐领20名，统兵3300人，同时辖有左右两司，分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事。

绥远城将军统领绥远城八旗驻防官兵，辖制大同、宣化驻兵，管辖归化城和土默特左右两旗，节制乌兰察布盟六旗和伊克昭盟七旗，统管辖整个漠南蒙古地区的王公大臣和黎民百姓，绥远城的将军和当时驻守西宁的将军是当时两大常设将军，官阶都为一品，因此，将军衙署是按照一品封疆大吏的等级和规格建造的。

将军衙署东西宽115米，南北长137米，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前后共有五进院落，130多间房屋。将军衙署门前有一对威风凛凛、怒目圆睁的青石狮子，对面高4米、宽29米的朱红色大照壁上镶嵌着一方“屏藩朔漠”汉白玉石刻匾额。将军衙署正门后面的仪门只有将军出行或贵宾来临时才能打开。仪门后面的大堂、二堂是过去绥远城将军处理军政事务的办公场所和接受僚属参拜的地方。三堂、四堂是将军的寝殿。将军衙署的建筑风格气势恢宏，威严肃穆，历经270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保存基本完好。2006年，将军衙署被国务院确认为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

绥远城建起后不久，清朝政府就将驻扎在山西北部地区的八旗驻军调防到绥远城，不久，来此驻守的八旗军队由原来的“五年换防制”改成“长期驻防制”，并允许官兵携带家属子女入城居住。为了方便八旗将士们的日常生活，在鼓楼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两侧又建起了530间店铺，全部由汉族人和回族人经营，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药店、当铺、肉铺、染坊、茶馆、剃头店、澡堂子、铁匠炉、豆腐房、糕点铺、饽饽铺、箩笼铺、木匠铺、画匠铺和专营殡葬事宜的棺材铺、杠房铺等，绥远城很快就由一个单纯的军事城堡变成了一座兵民杂居的城市，各种商家店铺和手工作坊日益增多，繁华景象不亚于西边的归化城，如今的鼓楼以南曾经是当年最热闹的商业一条街。

绥远城驻防的八旗军队不全是满族人，也有东北的八旗蒙古人和八旗汉族人，再加上后来迁入城中的汉族和回族商家，因此绥远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军事城堡。绥远城初期的八旗官兵和家属子女共有大约1.5万人，他们主要靠每月的饷银维持生活，不允许做生意或经营其他行当。由于准噶尔部噶尔丹被击败之后，西北地区长期无战事，清朝政府逐渐减少了绥远驻军的饷银，大部分八旗士兵生活日益窘迫，颓废消沉，原本养尊处优、提笼架鸟的八旗军官骤减。尤其是清朝垮台之后，八旗制度随之瓦解，绥远城的八旗官兵和家属们忍饥挨饿，处境悲惨，有不少人回到家乡或逃往东北谋生。新中国成立后，在呼和浩特市政府的关怀下，一些绥远八旗士兵的后裔重归故里，再获新生。

（本文作者系呼和浩特市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