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巨商——大盛魁

 

■ 郝 云

 

大盛魁在清、民国年间名震中外，是敕勒川地区的一巨大商号。它是当时持有清朝政府盖有皇帝玺印——“龙票”的为数不多的商家之一，其商号之大，商路之广，获利之多，资产之巨在我国商贸史上是罕见的。

大盛魁是商界奇葩，中国巨商。据孟榘写的《乌城回忆录》中讲：“大盛魁的资本近万万两（白银）。”它的名字在俄罗斯商业史中有记载；在蒙古国的档案中有落笔；在清朝档案和大臣的奏折屡有提及⋯⋯。正如日本“经济调查丛书”《外蒙古共和国》一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在蒙古最活跃，规模最大的商号是由库库和屯（呼和浩特）移来的大盛魁⋯⋯，因为它的资本雄厚，声势也很煊赫。”

大盛魁，一个三人合伙企业，从创业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停业，前后近二百五十年，一个企业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商史上也是少有的，而这个企业是崛起于与大漠相交的边陲城市，更是少有。

（一）大盛魁的基本情况

康熙年间， 在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处的长城名关——杀虎口，有三个肩挑叫卖小贩。王相卿（山西太谷人）、张杰、史大学（祁县人）他们先合伙经营买卖后来逐渐与军队有了来往，关系也越来越融洽，生意开始好转，遂成立积盛堂商号，重点是为军营服务。

部队调迁到外蒙乌里雅苏台后，他们也随军前往，此时改积盛堂为大盛魁。这个时候，大盛魁不但做部队的生意，同时也为地方王公贵族服务，生意开始由小到大。以后，军队总部由乌里雅苏台调防归化城（现呼和浩特），大盛魁又随军迁往归化城，但仍保留乌里雅苏台的分号。从此，大盛魁的总号就设在归化城，一直到辛亥革命和外蒙独立开始衰败。

大盛魁，究竟何时成立，没有留下准确记载，有据可查的就是在呼和浩特市席力图召（延寿寺）佛殿前有大盛魁的“阴山古刹”四个大字的匾额，右端写着“大清雍正甲辰上春吉日”，可推为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但此时的大盛魁已是经营了几十年、名扬亚欧的大商号了。初步推算，大盛魁商号的成立时间大约在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清廷任命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为安北将军总管归化城军政前十五年左右为宜。

大盛魁商号创办时，正是噶尔丹与清朝政府发生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清廷调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驻防蒙古的乌里雅苏台，统辖外蒙新疆地区。大盛魁随营经商。这个时候，清廷废除马市，决定对外蒙只限开辟归化城、张家口、多伦三个集贸中心。大盛魁因先入为主，到限制松动后，在外蒙的商贸业务已成规模，除军队外，与当地王公贵族之间也形成了一个相互信赖的商贸关系，为以后总号迁入归化城、垄断对外蒙的商贸业务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大盛魁与外蒙的商贸业务，用老百姓的话讲是“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经营。在此，我想起大盛魁的末代经理段履庄的孙子，原内蒙古电台新闻部编辑、我的好友段磊先生曾给我讲过的一件事，即他听他的爷爷说：“大盛魁是中国巨商。大盛魁在外蒙的供应十分浩繁。前后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将军、参赞、衙门所需的一切食品及日用品，都由大盛魁供给。特别是旧年之前，水果、调味、上等茶叶、鸡、鸭、鱼肉等，就得几百骆驼，由归化城驼运而去。每年招待王公及支应官差，仅饺馅用肉一项，需羊四千余只。大盛魁的营业额，一般的年份，也在一千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银票业。”

其经营范围包括：日用百货业务；牲畜及皮毛业务；电灯公司；印票业务；办理清廷委托的税收事务和炉业；运输业。

除印票、税收业务外，与蒙古的商贸产品主要有：茶叶（以砖茶为主）、 生烟、烟叶、布匹、绸缎、糖果、调味、蒙古靴、马鞍 、麻绳、哈达、笼、萝、铁货（铁锅、铁锹、镐、剪刀、火撑子、菜刀、火链、打狼夹子等）、铜器（氽壶、火锅、茶壶、酒具）、瓷器、药材、成药、炒米、白酒等上百种。这些商品除归化城能解决少量外，大部分得从各省市采购，所以大盛魁的商号分支机构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在购货、运输、销售、资金周转、货物调拨、银两汇兑等方面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的，号称“一条龙”运销体制。正如其总号大门的对联：“集二十二省之奇货裕国通商，牢记诚信为本，取财有道；步千里之云程披星戴月，方能以其所有，易其所无。”

（二）大盛魁百货类的分号

茶叶，以分号三玉川为主，其小号设置地有汉口、北京、张家口、多伦、归化、恰克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其汉口茶庄最大，因在湖北与湖南的交界处的羊楼司和聂家市有自己的茶地和制作砖茶①的工厂。砖茶制作好后，运回汉口，再销往各小号。仅砖茶一项，一般年份，销售量在三万箱左右（每箱39块）。另外在汉口还专门组织新疆人和俄国人喜欢的红梅茶、贡尖茶等。此茶集中到归化城后再运往乌里雅苏台，销往新疆和俄罗斯等地。生烟，以祁县的祥云集商号、平遥的魁泰和商号为主进货，由归化城的永泰店办理销售事宜。绸缎布匹，在归化城设有发货店东盛昌，以天顺泰和协和泰绸缎庄为主，集中杭州、苏州、郑州、济南小号之货，销往外蒙各地。糖，以三元成和永顺昌为主，集中广州、福州、聊城之货销往各地。铁货，主要以本地福盛隆和长盛炉铁匠铺为主，兼有盂县、榆次、长治、定襄之货销往外蒙。铜器，以大兴盛铜铺为主。蒙古靴和马鞭，以归化城的大德涌、太和德、云祥瑞、义生泰、庆如盛、同兴和、福盛公和兴盛鞍房为主。药材，药包（给牲畜用的兽药）以永合堂、广仁号为主，兼备怀仁堂、济仁堂、南山堂。炒米、白酒、糕点，主要以复生泉、三和兴、隆兴元、兴隆元、隆三元为主。

（三）牲畜及皮毛业务

牲畜经营是大盛魁的主业，与外蒙古等地的易货贸易主要是以羊马为主。最多时， 羊可达5 0万只，马近五万匹。在清朝以长期长途贩运羊马为主业的大商号，在中国商业史上是第一家。所以大盛魁从科布多到归化城再到北京，五千余里，有自己固定的羊马道，早期因路窄，羊马常有践踏庄稼的事发生，沿途农民有意见，大盛魁就停止向北京赶运羊群，导致北京的羊肉奇缺。此事惊动朝廷，便派员到归化城调查其原因后，决定归化城到北京的羊马道放宽到三丈六尺，人称京羊道，此后便畅通无阻。大盛魁还在北京设有协盛昌、协盛公、协盛裕三家京羊庄，以利服务北京市民。

大盛魁的羊马，除了销往北京、天津外，固定的销路还有：河南开封，山西的洪洞、五台、潞安州，河北的定州，并在汉口设有汉口马庄，业务针对江南诸地。为了向外地来归化贩羊马的客商服务，在归化城还设有德亨魁牲畜店。皮毛，主要以狐、狼、豹、灰鼠、猞猁、旱獭为主，主要销给美国的慎昌洋行和美丰公司，英国的怡和洋行与和纪洋行，德国的德华洋行。后在天津开设盛记毛庄，直接出口。皮毛加工，主要有永和盛、双复永、公记、三庆昌、三盛永、自成泉、三盛玉、万兴泰，其产品主要销往天津、上海、大同、太原及东北、江苏和山西、河北的其他地方。药材，以永和堂为主，其分支机构有天元恒、天元盛、天升恒、汉新公、义盛、永盛生等，主要经营鹿茸、贝母、枸杞、羚羊角等名贵药材。

（四）电灯公司

　　电灯公司（呼和浩特供电局前身）是大盛魁于民国十五年办的股份制企业。该企业是在其负责技术的股东王梦龄②先生的倡导下成立的。大盛魁占主要股份。大盛魁彻底解散后，由日本人接管，改称蒙疆电业株式会社厚和支店。日本战败投降后，由绥远省政府接管，王梦龄先生被邀，重新负责电灯公司的技术工作。解放后，电灯公司又被归绥市接管，改称地方国营归绥电灯厂。

（五）“印票”业

“印票”业是大盛魁的主业，它是凭清朝政府颁发的盖有皇帝印玺的“龙票”才能经营此项业务。它实际上是一种规范了的贷款业务——中国最早的银行雏形。

“印票”就是借据，放“印票”账就是放贷款。它是由蒙古王公代表旗县向“印票”庄开出盖有官印的借据借贷银两。王公开出的“印票”是对借款人和钱庄负责的。“印票”上有这样几句话“父债子还，父债妻还，死亡后由旗公还。”“印票”庄就是中国最早的银行，是受清政府保护的合法的高利贷。大盛魁就是以“印票”业务在蒙古居于垄断地位的。据日本编《外蒙古共和国》载：“当蒙古王公晋京值班，呼图克图晋京觐见，征收驻蒙古中国军队的维持费，王公世子袭爵，向乌里雅苏台将军赠贿，对博克多葛根（按：即哲布尊丹巴）献礼的时候，蒙古各旗往往遇到财政上的不如意。蒙古人的唯一资产——家畜，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很难折变白银，在这种迫在眉睫的时候就不得不乞援于大盛魁或长义德这两家商铺。他们有求必应，一定会满足他们的要求，贷给他们必需的金额，附以高利，以后由家畜或其他副产品收回。”又道“外蒙古的一百四十旗或沙毕之中，不负债与大盛魁者，仅有十旗或二十旗左右，其大部分是大盛魁的债务人”。

钱庄（票号）据《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中引述范椿年“山西标号之组织及沿革”一文说：“只就山西票号言，咸、同以前共成立十七家，祁县七家即大德兴⋯⋯大盛川⋯⋯。” 大盛川，就是大盛魁的总票号。大盛川的分庄号设置地有天津、北京、上海、汉口、沈阳、西安、齐齐哈尔、安东、营口、锦州、张家口、多伦、归化城、包头、苏州、杭州、长沙、广州、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福州等，足见大盛魁的“票号”汇总生意在清末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同时也可以想象到大盛魁的资产，印票号一项的收入虽不知其详，但可估计应是惊人的。

据《清档案• 卷五七、光绪二十二年•民族事务类》载：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七日，扎萨克图汗盟盟长处办差用，借银5409.3531两；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初三日，盟长阿育尔公司圪乜德进京办差用，借银1751两；又进京借银1500两；以上三宗共白银8660.3531两。按一年的利息收取，大盛魁钱庄，仅这一笔就是3117.2711两。

（六）替清廷征税和银炉业

征税和设立银炉，本不是大盛魁的业务，但在清时、征税都是以银两计算，在牧区银两缺乏，多以牲畜作价顶税。这样就带来很多麻烦，如牲畜的作价、变价、保管、饲养、销运等一大堆问题，税收机关难于操作，故而清廷委托大盛魁包办代收。有的一时催收不上，就转为“银票”，按月计息。

大盛魁在征税期间，除大部分用牲畜顶税外，也有交散碎银子的。另在物品交易期间，也集中了数量巨大的散碎银子。这些银子周转次数多，出现了成色不够、重量不够的现象，并因此也常发生矛盾（在全国都存在这一问题）。当时清政府发现这些事后，便开始整顿银两，在北方，就委托大盛魁设立银炉，把散碎银子和多年周转磨损的旧银两化开重新铸造元宝和标准的小银锭，并在上面铸以“魁记”二字，以识别真伪。就设银炉这一项，清廷给的允许损耗值，平余后每年就达两万两左右白银。这是大盛魁营业的又一笔收入。

（七）运输

归化城是大盛魁所有货物的集散地，货物之多、数量之大、路途之远在当时是有目共睹的事情。每年向外蒙、新疆、俄罗斯走的货物不下两百万斤，交易后，再把能驼运的东西运回归化城，而后再分运内地有关省市，其运输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除自己的五千峰骆驼外，还经常雇用驼队。如俄国人波兹涅夫（1851—1920）所著《蒙古和蒙古人》一书中所讲，归化城驼运商号十二家拥有骆驼数量是：双兴德，700峰；元德魁，500峰；天聚德，400峰；天兴恒，300峰；徐财，300峰；徐德，240峰；丁宽，200峰；王茂华，200峰；邵宗，200峰；富盛永，100峰；华杭，100峰；陈万银，90峰，共计三千余峰。七、八千骆驼常年进行驼运，浩浩荡荡，从归化城出发走向四面八方，真乃一大奇观。特别是走外蒙新疆等地的，难度更大，沙漠、戈壁、飞沙、走石、人吃马喂、人困马乏⋯⋯。这么大的队伍在全世界也是第一支。就这支队伍从清朝康熙年间一天也没有停止走到了民国年间，前后240余年。难怪人们至今还在传颂：大盛魁不但带动了归化城的商业、手工业，还带动了运输业，同时也给归化城带来了繁荣、繁华、兴旺。

任何事物都有其萌生、成长、发展、盛衰、没落的完整过程，大盛魁虽然顽强地坚持了240多年，但最终也难逃脱这一规律。

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大喇嘛扎布尊丹巴在沙俄的唆使下，宣布蒙古“独立”，土默特部军人玉禄反叛，大盛魁在经济上受到了重大损失。这个时候，北洋政府也很脑火，一是大盛魁经济受损，直接影响中央财政，二是不能容忍蒙古独立。因此，委派当时与外蒙王公有良好关系的大盛魁经理段履庄③为中俄交涉委员，以解决外蒙问题。在这次周旋中，蒙古上层迫于中央压力决定改“独立”为“自治”,恢复大盛魁在外蒙的正常业务，同时对投靠扎布尊丹巴的玉禄得以规劝成功,摆平了外蒙的事情，为北洋政府立了大功。故北洋政府授段履庄“一等文虎章”和“二等嘉禾章”，并聘为农商部顾问；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赠“拱卫绥远”四个大字的木匾一块。几年以后，黎元洪大总统也为段履庄赠了一块“功德盖塞”的横匾。可见大盛魁商号在北洋政府中的位置。

另据内蒙古政协编的《旅蒙商大盛魁》一书载：“1919年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接任后，即同大盛魁进行联系；大盛魁也一再向徐表示：用人人到，用钱钱到。在徐树铮率领第三混成旅开赴库伦时，大盛魁经理段履庄是形同高级顾问的随员之一，他还以库伦商会会长身份，指挥旅蒙商号，为徐树铮支应军需给养。”可见大盛魁在国难当头时的爱国情怀。

大盛魁在停业前夕，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曾派员调查，并要资助复业；国民党政要阎锡山多次召见段履庄，打算资助大盛魁复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也有意资助大盛魁复业，但终因外蒙在苏联的干预下，宣告独立，其大部分财产被截留蒙古，导致了不可收拾的股东内乱，再加上国人的动荡不安，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走了近二百五十年的商业巨人，在劫难逃，于1929年宣告歇业。尽管之后又苟延残喘了几年，还是以解散垮台告终。日本人侵占归绥市后，又请段履庄出山复业为其服务，段不愿为日本人办事，更不愿当卖国贼，惨遭日寇毒打，致使不会说话，送回家后的第二天便死去了（据其孙段承芳讲，此人现在山西省祁县东观镇南社村，时年77岁）。

大盛魁这个独领风骚近240年的华夏巨商，随着它的驼队走完了自己的历程，一去不复返了，但大盛魁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创业精神永驻呼和浩特，大盛魁诚信为本的经商之道将永驻呼和浩特，大盛魁为国为民分忧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驻呼和浩特。

注释：

①砖茶是大盛魁首创的产品，即把茶叶压成砖块一样大小的茶块，故称砖茶，为了防伪，在砖茶上压有“川”字（取其专营茶叶分号三玉川之“川”字）。砖茶体积小，易驮运。

②王梦龄（1882—1962）,山西平鲁人，他是清朝最后一届举人，清政府分派留学英国，主攻热动力专业。学成归国后，在他的倡导下，先后在太原、大同、绥、包头成立了电灯公司。日本侵华后，拒绝日本人重金聘用。抗战胜利后，复出工作，主持多家电灯公司技术工作，解放后曾任山西省电力厅厅长和省政协副主席。

③段履庄（生卒年不详），山西杞县人。是大盛魁商号末代经理，曾任国民党农商部顾问，归绥市、库伦、乌里雅苏台商会会长，后死于日本人之手。（本文作者系呼和浩特市劳动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