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 移民潮下蒙古族的定居化历程

 

走西口 移民潮下蒙古族的定居化历程

——以土默特右旗为例

 

逐水草而迁徙,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来的生存状态。惟自清代以来,内地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蒙地,造成了蒙古地区出现定居农业,一些地区的蒙古族开始走上定居化历程。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这一事件是随着 “走西口”移民潮的推进而完成的。本文即选取土默特右旗境内几个蒙古族聚居村落,通过文献与实地调查,试图还原历史上蒙古族定居化历程中的某些细节。

土右旗境内的蒙古族一部分是土默特蒙古,分布在原属萨拉齐县的地域,清至民国时期为土默特右翼五、六甲辖区;另一部分是鄂尔多斯蒙古,分布在原属准格尔旗管辖的河套川(今将军窑镇)一带。由于河套川一带的蒙古族定居化时间段较晚,且有详细的档案资料为依据,故我们选取这里的几个蒙古族聚居村落为例进行说明。

1.蒙古贵族在实现定居化时,定居地多选在自己的属地内

    土右旗境内封建时代的蒙古贵族后裔,比较典型的有将军窑镇东阿家素圐圙村的奇姓蒙古人① 。据文献所载,这一家族在清至民国历任达庆章京、管理河套川达庆等职务,并拥有大片牧地、田产。   

 《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译编》(上辑)记载了今东、西阿家素圐圙村周围在嘉庆年间就是准格尔旗一处有名的牧场。当时这一带由于水草丰美、土地肥沃,故被先期开垦为农田。

“嘉庆十八、十九年商议……,开垦之牧场有七百三十三犋:黄河道老特、六板升等(地)有六十犋,旧枯列延、阿迪斯枯列延等地四十犋,……”。 ②“章京巴图蒙克、章京嘎拉藏等前去巡查黄河沿岸之地,后其前来报称:遵照贝子指令前去巡查时发现,在达庆章京巴图蒙克所属阿迪斯库伦与玛珠尔等地,民人二周子带领众多民人擅自私行耕种……”③

  引文中的“阿迪斯枯列延”、“阿迪斯库伦”是阿家素圐圙的不同音译,汉意为“珍珠”。从引文透露的信息来看,巴图蒙克似乎并不居住在自己的属地上,只是在例行公事时才到属地上巡查一番。考虑到阿家素圐圙所在的河套川清中后期一直受黄河水患的影响,直到同治年间黄河河道固定后,才彻底完成农业化,所以此时这里的蒙古族还没有实现定居。同治年间以后,河套川迅速完成农业化,与此同时,达庆章京巴图蒙克的后裔便开始定居在属地“阿家素圐圙”,这便是今天东阿家素圐圙村奇姓蒙古人的祖先。

  关于巴图蒙克的后裔定居在阿家素圐圙,是由“达庆”这一职官和“属地”推断而来的。引文中巴图蒙克的官职是“达庆章京”,达庆是准旗由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一种新的行政官职,这种职官制度到清末已经趋于完善并逐步取代苏木制,成为准旗主要的基层行政制度。准格尔旗北部的河套川在20世纪40年代前只设有一个达庆,而且这个达庆是世袭担任的,世袭管理河套川的达庆均出自东阿家素圐圙村的奇姓台吉家族。下面是光绪年间的一则档案:

  “窃蒙宪檄,据准格尔旗委派长史札特丹巴禀呈,黄河以北河套川已垦地亩一段情愿报垦。内有台站、教堂、召庙地亩,应请核办。蒙委,前往会同该长史将呈报之地四至界址验明勘收,详查洋堂、台站所占地亩各若干,逐一绘图,禀候核办。等因,蒙此,卑职连昌即同札长史回准格尔旗复请添派熟悉地界之管理河套川达庆梅林台吉巴彦札普、专管柳林滩达庆梅林鄂尔哲依巴图先于六月初一日齐至四成地石泥桥等候。……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④

  我们推断引文中的“熟悉地界之管理河套川达庆梅林台吉巴彦札普”就是巴图蒙克的后裔。而且他的官职达庆梅林就是从巴图蒙克的达庆章京头衔世袭而来的。在巴彦札普之后,他的儿子捣独户子、孙子拉圪胜都世袭担任过河套川唯一的达庆。

  “属地”概念更加印证了今天东阿家素圐圙村的奇姓蒙古人是巴图蒙克后裔。前面引文中提到阿迪斯库伦与玛珠尔是达庆章京巴图蒙克的属地,而到民国初年东阿家素圐圙村的管理河套川达庆捣独户子在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万和堂(蒙古大地主靠出租土地收益的字号)。万和堂拥有以阿家素圐圙村为中心的广大土地,它的前身就是准旗游牧时代的“阿迪斯枯列延”、“阿迪斯库伦与玛珠尔等地”。根据1940年准格尔旗西官府的土地收租账本统计⑥,居住在东阿家素圐圙村的最后一任世袭达庆奇拉圪胜去世后留有户口地20顷,而这仅仅是他在1934年因联合保安队军官郝永恭、韩根栋发动反对奇文英和奇凤鸣组建的准旗公署失败后,被没收了万和堂的大量收租地后保留下来的户口地而已。据此可以推断,万和堂原有收租地当在这20顷地的几倍之上。万和堂的收租地分布在苏家圪旦、将军窑子、东圪梁、马鸡(引文中的“玛珠尔”)、后荒地、周和窑子、于寡妇窑子、西哈家素、秋香窑子、屈家沙庄、五文成、赛乌苏等村。这些村落中距离阿家素圐圙较远的如东圪梁、屈家沙庄、五文成等村的土地可能是通过买卖得来的,而阿家素圐圙周围村落的土地应该是万和堂继承自祖上的封地,据此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阿迪斯枯列延”面积有多大。    

阿家素圐圙村的历史,清晰地再现了蒙古族的定居化历程:今天东阿家素圐圙村周围在清初是水草丰美、像“珍珠”般美丽的牧场,后来它被分封给贵族(巴图蒙克和他的祖上)作为属地。嘉庆年间准旗曾有计划地在这里开垦过一些土地。道光年间,虽有汉族移民违令在此私垦牧场,但这里仍然还是以游牧为主,同时这块土地的主人可能并不在此居住。待到同治年间这里完成农业化进程后,蒙古族也随之开始定居,而作为阿家素圐圙的主人、世袭担任河套川达庆的奇姓蒙古人便选择这里作为他们的定居点,并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以收取地租为目的字号“万和堂”。

2.蒙古平民的定居点多选择在户口地附近

将军窑镇勉力营子村是一个以杨姓蒙古族为主的聚居点。根据调查得知,这个村落里的杨姓蒙古族祖先在同治年间,跟随准旗王爷扎那戈尔迪平定马化龙回民起义立有军功,而被封为顶命白通达,并赐予大片牧场(户口地)。据杨姓族人口口相传,今天的勉力营子村正是当年牧场的马圈所在地。清末,最早定居在这里的杨姓蒙古族先人因官至“梅林”,故而这个村落被称为“梅林营子”(勉力营子)。这个例子证实了户口地是蒙古平民选择定居点时首选。因为户口地出租给汉族移民而带来的利润,是蒙古族平民的主要生活来源。定居在户口地上,便于就近收取地租。

3.同一个村落里,汉族移民、蒙古贵族、蒙古平民的定居点是有一定界限的

道光年间的阿迪斯库伦成为后来的阿家素圐圙村后,发生了“裂变”,分为东阿家素圐圙村和西阿家素圐圙村。巴图蒙克的后裔居住在东阿家素圐圙,同时这里也居住着其他的蒙古平民和汉族移民。在西阿家素圐圙村,西边是以张姓汉人为主体的一个聚落,北边是以黄姓蒙古人为主体的另外一个聚落。我们推测,先有汉族移民在阿迪斯库伦开垦、租种土地,并形成一个小村落,随后牧场被开垦殆尽后,巴图蒙克的后裔也被迫定居下来,但是他们的定居点选在远离汉族移民之处。还有一些蒙古平民和巴图蒙克后裔的“百姓子”(对贵族有松散依附关系的平民),由于人身依附关系和户口地就近的原因,也将定居点选在了阿迪斯库伦,他们的定居地既与贵族的定居点有一定距离,同时也不靠近汉族的定居点。在阿家素圐圙,蒙古贵族、蒙古平民、汉族移民三者的定居点是呈品字形的。

在土右旗境内,村落里蒙汉人民的定居点最初保持一定距离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将军窑镇的盐海子村,村东北角上曾有一处蒙古人的定居点,村里人管它叫尔圪户村,蒙汉定居点呈“村中村”的态势。在土右旗北部地区的西老藏营村,“刚开始这里有两个中间有一定距离的聚落:东营和西营。西营也叫鞑子营或蒙古营(如今也有这种叫法)或栅营,是蒙古人居住的地方;东营是汉族移民定居的聚落。西老藏营村的出现,即是这两处聚落先分开发展,尔后又逐渐合并的过程” 。又如海子乡的八分子村,最初只有一个八分子村,是蒙古族的定居点,后来逐渐有汉族移民到此定居,最后虽然对外统称“八分子”,但在村民内部却管先前蒙古族的定居点称“蒙古八分子”或“南八分子”,汉族聚居的点称“东八分子”、“西八分子”。

4.游牧时代的社会组织演变为定居村落

明代蒙古,有兀鲁斯(万户)、明安(千户)、鄂托克(部落)、爱马克(营)等社会组织。入清以来,满洲人将盟旗制度推广到蒙古地区,上述组织大都被旗、苏木等代替。然而,像爱马克这样最小的组织形式似乎仍然习惯性地被保留下来,并且在定居化的历程中转变成了村落。

“……此当即应遵札伤,将此项银两按以限内备出足数,正遇牲畜米粮均各价少,而因卑穷旗无力备出现银,前经由本旗出报河套川有翟林窑子地一段,所余拉巴尔套海等有名五十里之地,又由马吉尔铺、贲巴库伦、杨礼官窑子等几处有名之地,东至雅赫葫芦头、西至东白青窑子止,南出莫泰爱曼,数至福祥号所种沙尔库仑之地,北至旧黄河干沟止,与土默特旗地毗连界址。此内可有六百顷地亩,响应呈报开垦,仰恳钦差大臣将军衙门鉴查恩准,体恤穷旗,得沾实惠施行……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一日”⑦

这则史料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准格尔旗因无力偿还教案赔款,迫不得已将旗境北部河套川的土地进行放垦,试图“以地代银”补上教案赔款时,向绥远城将军作的请示报告。引文中出现的村名“莫泰爱曼”如今演变为了“蟒太营子”。爱曼是如何演变为营子的呢?爱曼(爱马克,一般汉译为爱马)、鄂托克本是蒙古人在游牧社会里的一种组织形式,如果将它直译为汉语的话,它的确有“营子”的意思。“明代的爱马克是以一个统治家庭或家族为核心,包括属民和奴仆构成的社会集团,是蒙古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按照蒙古人的生活习惯,每个家庭子女在成年后都要分得部分家产⋯⋯,分给子女的财产,包括子民和牲畜,形成新的阿寅勒或阿寅勒集团,但是通常与父兄一起组成一个游牧集团,即一个由近亲家族统有的爱马克。而这样由几个有近血缘关系的爱马克构成的大游牧集团稳定的游牧于某一较大的牧场时,也可以从其游牧地而称之为某鄂托克”⑧。蟒太营子(蟒太,译为有树的地方)是土右旗少有的几个纯蒙古族聚居的村落,由郝、黄、付、康等姓氏的蒙古人组成。历史上这个村子虽也接纳从其他地方搬迁来的住户,但必须是蒙古人方可,汉族是不接受的,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今天。我们据此推测,蟒太营子早在游牧时代就是一处由十几户有亲缘关系的蒙古人组成的爱曼,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后,这个爱曼就直接演变为村落。大约在民国时期,“爱曼”逐渐被“营子”代替,原因是两个蒙汉词语有着共同含义,而汉族移民以符合自己“口味”的汉语词汇取代了原有的蒙古语。笔者一直觉得由莫泰爱曼到蟒太营子的发展过程,给我们研究蒙古人的定居化历程提供了一个活化石。这样的案例在土右旗境内非常少见,应该引起广泛的重视。

以上是笔者对“走西口”移民潮下蒙古族定居化历程的几点考察,内中当有不足之处,恳请大家不吝赐教。

 

注释:① 20世纪20年代,准格尔旗蒙古贵族(即台吉)取汉姓“奇”,源于先祖成吉思汗讳“奇握温•孛儿只斤•铁木真”。②《准格尔旗台吉等为据实呈报嘉庆十八、十九年开垦情况呈神木理事司员及盟长处文》,《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译编》(上辑),中共准格尔旗委员会、准格尔旗人民政府、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144页。③《准格尔旗为要求严惩萨拉齐所属民人私行耕种事咨萨拉齐通判文》,道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P. 242),《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译编》(上辑),179页。④《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年,523-524页。⑤ 该账本附于(日)安斋库治所著《蒙疆土地分割所有制的一个类型—伊克召盟准格尔旗河套地土地关系的特质》一文之后,《满铁调查月报》卷22-5,满铁株式会社,1942年,87页。⑥《村落的历史与现状—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西老将营社会调查报告》,哈斯巴根、杜国忠,载《蒙古学信息》2006年第四期。⑦ 《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年,523524页。⑧ 达力扎布《明代蒙古社会组织新探》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