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敕勒川

■ 乌 恩

 

1644—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清朝统治的时期。

清朝时期，敕勒川地区最重要的变化是行政格局的变化、农业化和北方商业重镇的形成。

行政格局的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盟旗制度的实施。盟旗制度是清政府在蒙古地区推行的行政制度，旗属于最基本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社会组织，根据清政府与不同旗贵族的亲疏关系，划分为扎萨克旗和内属旗。北元—明朝时期，由于土默特部落的强大，其管辖区域包括大青山、乌拉山两麓，北境至喀尔喀南，西部与鄂尔多斯接壤，东部逾越蛮汉山，南部直至京冀以北广大地区。土默特的历史影响力和如此广大的控制地域，显然对清朝统治造成潜在的威胁。平定林丹汗之后，归化城土默特纳入后金统治区域，清廷随即开始对该地区进行重新布局，首先削弱阿勒坦后裔的军政权力，设土默特左右翼都统旗，任命来自于东北叶赫部的古禄格等亲信人员担任都统。然后分割土默特领地，1646年，清政府在阴山以北安插了来自于呼伦贝尔的四子王部落；1648年，在乌拉山两麓安置了乌拉特三公旗；1653年，又在四子王旗以西安置了喀尔喀右翼旗（即达尔罕贝勒旗）；1664年，又迁入茂明安旗；1675年，清朝在平定布尔尼叛乱之后，在土默特东部安置了察哈尔八旗（今卓资县东北部属正红旗、中部属镶红旗、西部属镶蓝旗）。至此，敕勒川全境自西到东分属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归化城土默特和察哈尔八旗。16世纪以来强大的土默特部由此被削弱。

第二阶段，强化对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控制。在清朝的大格局中，归化城系“京畿之锁钥，晋垣之襟带，乌伊诸盟之屏蔽，库（伦）、科（布尔）、乌（鲁木齐）诸城之门户”。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在清初平定准噶尔的近百年战争中、在近代平定西北回民起义战争中，以及整个清代沟通北至喀尔喀、西至新疆的经济交往中，以归化城为中心的敕勒川地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有效控制这一区域，清廷1739年建成绥远城，1761年将原设于杀虎口右卫建威将军治所迁至该城，改称绥远城将军。与此同步，清廷利用各种借口先后取消了土默特左右翼旗都统、副都统职位，绥远城将军成为本地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

第三阶段，蒙汉分治政策的实施。从清朝初年开设，为了解决征战准噶尔的军需，以归化—绥远为中心的敕勒川地区就成为军事枢纽和军需物资供给、中转基地，康熙亲征噶尔丹就是由归化城出发。为了解决军需粮草、驻军物资需求，清廷允许晋陕京冀商人随军进入蒙地经商，同时准许内地农民进入敕勒川垦荒种地。起初，商人是随军经营，持政府发放的“龙票”出关，禁止永久居留。农民则是春来秋去，完成一个耕作季后返回原籍，被称为“雁行”。但是，由于晋陕地区的自然灾害和清康熙、雍正两朝的倡导，内地商人、农民涌入已成为趋势，大青山沟谷和沿黄地带，逐渐变为耕地，定居人口日渐增多。为了加强对汉族农民的管理，处理各种矛盾，从1736年开始，清廷陆续在敕勒川地区设置了归化、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五原、东胜、丰镇、宁远等抚民理事同知厅、抚民理事通判厅。形成了旗管蒙民、厅管汉民、一地二治的格局。民国建立后，1912年改厅为县，故敕勒川地区形成了归绥、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固阳、包头、五原、临河、东胜等县。除汉族农民大量进入敕勒川之外，1755年（清高宗乾隆二十年）新疆数千名回族民众迁入归化城南八拜村，称之“回回营”，敕勒川的民族成分也发生着变化。

从古至今，农业经济在敕勒川地区始终间断存在，在阿勒坦汗时期还曾形成一定规模，但畜牧业一直是当地的主导型经济。但从清代开始，农业逐渐取代畜牧业。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清廷令“户部每年发印票800张，准农民持票入蒙耕种”。1725年（雍正三年），土默特右翼善岱等8处约26667公顷牧地被开垦。1735年（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下诏，“劝谕百姓开垦地亩”，不使“膏腴荒弃”。自此，邻近省份农民开始大规模进入敕勒川。期间，乾隆、嘉庆两朝曾禁止开垦牧场，但一些资料证明，敕勒川的农业化趋势已无法阻挡。如1711年（康熙五十年）萨拉齐水涧沟门村已有居民千余人，垦田百顷，引水灌溉，种植果木。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清政府在归化、萨拉齐、和林格尔、清水河四厅各建一座可容纳3万石谷的粮仓，证明当时农业生产已经颇具规模。以土默特两翼旗为例，公主地、右卫马场地、庄头地外，大粮地、小粮地、代买米地、补拔庄头地、大青山分沟地、寺庙香火地、鳏寡孤独地等名目繁多的垦地相继出现，据1743年的一项统计，土默特左右翼旗的耕地面积已达6万余顷，超出牧场面积5倍之多。18世纪敕勒川已成为粮食输出地，雍正曾有“归化城土默特地方，每年五谷丰登，米价甚贱，应自归化城贱买米谷，从黄甫川界黄河运至内地”的说法。

敕勒川地区最大规模的农业化发生在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抵御西方列强对北部边疆的侵略，再加之受“庚子赔款”的压力，试图通过“放垦”实现“移民实边”的目的，同时获得银两以摆脱内外交困的窘境。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清廷委派贻谷督办蒙旗垦务，5月设垦务总局，总理各蒙旗筹办开垦事宜。8月，在包头镇筹办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垦务分局，称西盟垦务公司（亦称包头垦务分局）。仅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绥远垦务局在东西2000里长的土地上，共放地约666666公顷。至此，阴山、乌拉山、狼山南麓、黄河两岸草场基本开垦殆尽，阴山北麓也有大量牧场成为耕地（如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大青山就开垦了230顷）。

清代敕勒川地区的经济除农业和畜牧业之外，矿产开发也有了一定的规模。早在乾隆年间，煤矿开采似乎已经较发达，如1738年（乾隆三年）归化城都统根敦请求朝廷准许开采原来禁采的20多座煤矿。1740年（乾隆五年）山西巡抚通知归化城都统，准许开采原先禁采的20多座煤矿外，并允许再开80多座煤矿。1904年（光绪三十年）瑞典人辛德富在杨圪楞（今隶属包头市）开挖哈格龙沟煤矿。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驻防军队在大青山发现石棉矿。

清代商业在敕勒川地区的发展，直接起因与清廷与准噶尔的战争有关。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为晋陕冀商人的原始积累提供了商机，筹措军需物资、趁机与牧人进行商品交易，使早期的旅蒙商掘得了第一桶金。但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敕勒川所处的地理区位优势，以及便捷的航运和邻近内地的通畅陆路交通，使敕勒川在西部边疆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以归化城、包头镇为中心的敕勒川成为联通西域、地接南北（南至福建，北至俄罗斯）的商埠，草原的皮毛、药材，中原的纺织品、手工业产品、茶叶等云集于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具活力的商业集散地之一，一大批晋陕京冀巨商大贾（如大盛魁在全盛时期资本达到2亿两白银）在此诞生，后世叱咤风云的晋商钱庄、当代闻名于世的旅游地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都与敕勒川有不解之缘，旅蒙商对18—20世纪初的中国经济走势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其影响力远非扬州盐商可比。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也介入了敕勒川地区的商业，1882年（光绪八年）天津英办“香上洋行”在归化城设分庄。到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时，已有隆昌（俄）、仁讫（英）、聚立（英）、平和（英）、安利（英）、兴泰、新泰等七家洋行设于归化城。1880年（光绪六年）汇丰银行（英）在包头镇设立支行。1884年（光绪十年）天聚公、新泰兴等洋行开始在包头镇收购皮毛。

与经济社会变化同步，敕勒川的文化也在发生着变化。延续北元崇尚藏传佛教的热潮，在清政府的推波助澜之下，寺庙建设在顺康雍乾四朝达到顶峰。在今呼和浩特市境内，1653年（顺治十年）西毕克齐北大青山建“广化寺”，西什报气村北大青山建“慈寿寺”，鄂奇特谷建“崇禧寺”，乌素图沟西山建“庆缘寺”；1661年（顺治十八年），建“崇寿寺”；1662年（康熙元年）哈拉沁沟内建尊胜寺；1666年（康熙五年），建弘庆寺；1669年（康熙八年），建隆寿寺；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建崇福寺；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乌素图建广寿寺；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建隆福寺。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建“延喜寺”（巧尔齐召）；1725年（雍正三年），建乌素图法禧寺、罗汉寺；1726年（雍正四年），建“慈灯寺”（五塔寺）。归化城成为名符其实的“召城”。在敕勒川西部地区，1677年（康熙十六年）乌拉特西公旗建“广法寺”（梅力更召）；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1722年），今包头境内“广觉寺”（五当召）。“广化寺”、福征寺先后建成。1729年（雍正七年），“法禧寺”（昆都仑召）建成。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达尔罕贝勒旗“广福寺”（百灵庙）建成。1744年（乾隆九年）土默特右旗小召子建广福寺。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普会寺（今召河庙）建成。

随着当地居民的多元化，其他宗教也得以传播。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归化城“清真大寺”开始兴建。1743年（乾隆八年）包头村建清真寺。1747年（乾隆十二年）萨拉齐回民建清真寺。1860年（咸丰九年），旗下营建伊斯兰礼拜堂。汉族的各类民间信仰也相继传入，史载1666年（康熙五年）博托河（包头河）西龙王庙补修匾额，说明此地已建有龙王庙。1723年（雍正元年）正月，归化城南建文庙。次年，归化城东建先农坛。1734年（雍正十二年）萨拉齐建关帝庙，水涧沟门建七圣庙。

进入近代，西方宗教也开始在此地传播。1874年（同治十三年）天主教教会在归化城北门外建“双爱堂”，后又在城北三合村建天主教堂，归“双爱堂”管辖。1880年（光绪六年）比利时基督教“圣母圣心会”传教士购置萨拉齐河滩地24顷，次年建成二十四顷地教堂。1884年（光清代敕勒川地区农耕经济开始强大如今的大青山绪十年）基督教“圣母圣心会”在萨拉齐二十四顷地设总堂，下辖31所教堂，1所修道院，外籍传教士27名。在今包头东河区财神庙二道巷亦设教堂。1886年（光绪十二年）英国教士华国祥，在归化城水渠巷设立“耶稣教堂”。1887年（光绪十三年）“圣母圣心会”在包头镇银匠窑子村建教堂。1890年（光绪十六年）瑞典基督教“内地协会”在萨拉齐设教堂。“圣母圣心会”在萨拉齐厅小淖村设教堂。1893年（光绪十九年）圣母圣心会”在包头镇东大巴拉盖村、小巴拉盖村建教堂。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内地协同会”在包头镇东沙尔沁、德隆西设教堂。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圣母圣心会”建固阳合窖教堂。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圣母圣心会”在美岱召村建教堂。

与时代发展同步，清代敕勒川地区的教育也得到了发展。1724年（雍正二年）归化城创立孔子文庙和土默特官学（后改名为启运书院）。1735年（雍正十三年）土默特官学讲堂成立，六十佐领各选送孩童2名，由佐领以下官员内选派教习4名。教习月饭钱1200文，学童日饭钱16文。1746年（乾隆十一年）绥远城设满汉官学。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归化城文庙新设汉官学。1803年（清仁宗嘉庆八年）吏部郎中德纶于归绥道署后院建古丰义学。1869年（同治八年）萨拉齐创办育才书院。1879年（光绪五年）绥远城将军改“长白书院”为“启秀书院”。1885年（光绪十一年）归绥道尹安祥创建“古丰书院”。1886年（光绪十二年）归绥道萨拉齐等7厅建立学堂，每岁科试。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廷下诏停科举，设学校。原“古丰书院”改为归绥中学堂（今呼和浩特市一中的前身）。同年，绥远将军贻谷创办“左右翼五路蒙养学堂”和“满蒙学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启运书院改设土默特高等小学堂。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土默特第三初级小学在包头召成立，招收蒙古族子弟为主。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绥远城蒙小学堂改为第一初等小学堂，关帝庙内设第二初等小学堂。1910年（宣统二年）“归化城回部学堂”建立，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改为“归绥回部小学”。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贻谷立武备学堂、创中小学校数十所。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包头镇建马王庙二等学堂，是包头开创官办学校之始，萨拉齐育才书院改为蒙小两等学堂。1904年（光绪三十年）包头镇利用文昌庙、金龙王庙、真武庙、南龙王庙设立一、二、三、四初级小学堂。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后，归化、包头和土默特两翼旗的近代大众教育已经具备雏形。

20世纪初，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全国反帝反封建运动呈星火燎原之势。在义和团运动时期，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6月,萨拉齐义和团拳民数千人在郭誉盛率领下攻入二十四顷地总教堂，烧毁教堂，将主教韩默理押至托克托城处死。同月，拳民焚毁托克托城耶稣教堂1处和南坪村、黑城、什拉乌素、成奎海子天主教堂4处及河口“万和泉”洋人商号。7月，绥远城驻防旗兵与托克托、和林格尔拳勇500多人，摧毁四子王旗铁圪蛋沟教堂，杀天主教士3人，耶稣教士13人，教民200余人。

清末，孙中山掀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此影响下，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土默特人云亨、经权、安祥等“同盟会”会员在土默特高等小学堂传播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中国同盟会会员李茂林从日本回到包头镇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山西同盟会会员王建屏、王鸿文等至包头镇、萨拉齐镇等地发展同盟会会员，进行武装起义准备。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9月19日 驻扎在归绥（今呼和浩特）的口外八旗后路巡防队起义。11月2日 张琳率起义军200余人进入包头城。11月24日，阎锡山率山西起义军进入包头镇，自称“晋、陕、蜀、北伐先遣军大都督”。12月6日，云亨任绥远城将军，经权任归化城都统，安祥任归绥道道尹。12月29日，山西革命义军占领萨拉齐。

需要特别介绍的一点，清朝中后期（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敕勒川自然灾害频发，给当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破坏。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5月—6月，黑河水泛滥，绥远城水灾，水深数尺。9月大黑河水再次泛滥，善岱等十村大秋作物被水淹没。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5月下旬暴雨连绵，造成山洪暴发，绥远、归化二城积水1—２尺，善岱、太平庄、长庆村等低洼处秋禾淹没，房屋倒塌，83个村庄遭水灾，萨拉齐等地受灾也十分严重。1826年（道光六年）8月，萨拉齐又遇水灾。1822年（道光二年）8月，归化城、萨拉齐一带遭水灾。1834年（道光十四年）萨拉齐水灾。1836年（道光十六年）包头镇大旱、蝗灾。1838年（道光十八年），归绥道七厅及蒙旗旱灾，赤地千里，死者枕籍。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8月，归化、包头镇大旱，爆发蝗灾。1850年（道光三十年）7月，黄河决口，托克托县河口镇被淹，当地经济损失惨重，此后黄河河运多停于包头渡口。同年夏，暴雨成灾，归化城庆凯桥被水冲塌。1865年（咸丰六年）夏，萨拉齐阴雨成灾，大水淹农田，水深3尺，陆地可行舟，告饥。1866年（同治五年）萨拉齐厅水灾，后连续5年水灾不断。包头镇房屋倒塌甚多。1869年（同治八年）7月，瘟疫流行，归化城尤为严重。1877年（光绪三年）5月，萨拉齐等厅大旱，包头镇未能播种，饥民日多，饿殍遍野。1878年（光绪四年）萨拉齐等厅大旱，鬻卖妇孺，有人相食。1879年（光绪五年）6月，乌拉特前旗遭蝗灾。1892年（光绪十八年）6月，萨拉齐厅大旱。包头镇、固阳、萨拉齐等地饥馑，饥民磨碎荞麦秆充饥，淘洗马粪后充食。萨拉齐少壮逃散，幼者出卖，老弱饿死者大半。同年，杭锦旗亦遭旱灾，每石糜子价值银五两，灾民有饿死者。1895年—1896年（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萨拉齐厅等处连续遭蝗灾，飞蝗蔽日，田野蝗虫密集如沙，禾苗枯死十分之二，告饥。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由于连续遭灾，萨拉齐等厅灾民日众，归绥道人口减少30%。1911年（宣统三年）8月，归化城黑河水涨破堤，丰厚庄等24个村庄被淹成灾。

归化、绥远城至包头镇区域（土默川）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首先与气候变化有关，但与清代以来敕勒川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不无联系。自北元以来，大青山、乌拉山森林遭到持续砍伐，尤其是绥远城的建设，使大青山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民谚有“绥远城工竣，大青山林尽”的说法，再加之1884年（光绪十年）乌拉山森林大火三月、1887年（光绪十三年）大青山遭遇森林大火等灾害，大青山、乌拉山已成光山秃岭，水分涵养能力极端减弱，遇暴雨便形成洪水成必然之势。而阴山两麓、大青山沟谷的大规模农田开垦，鄂尔多斯杭锦旗“梁外”等地甘草的被疯狂挖掘，也使敕勒川区域的生态系统形成紊乱。

    （作者系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