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第一个统一中原的少数民族
冀    文

 

 

    阴山两麓、黄河两岸的敕勒川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流、融合的地区，各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习俗，在这里碰撞、交流、互补，并且逐渐走向融合。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不但成为敕勒川地域文化最鲜明的特色，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形成过程的缩影。
    历史发展到南北朝时期，这里又出现了一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从北朝到隋唐，大批北方游牧民族来到阴山地带，与中原农耕文明碰撞、交流，有的还建立了统一中原的强大王朝，如拓跋鲜卑的北魏。与鲜卑同时或稍后活跃在内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还有柔然、敕勒、突厥、回纥等。
鲜卑建立了强大的北魏王朝，是第一个统一中原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先人出自林海，辗转大草原，三易都城，最终定鼎中原。
    西汉初年（公元前206年），匈奴冒顿单于攻灭东胡，东胡人向北败退，越过西拉木伦河之后分成两支，一支逃向乌桓山，称之为乌桓人，另一支逃向鲜卑山，称之为鲜卑人。《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
    《魏书》序的记载与《汉书》略有不同：“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鲜卑人把他们所崇拜的山叫做“鲜卑山”，也就是“神山”或“祥瑞山”的意思。他们认为山神可以保佑他们得到更多的猎物和牲畜，所以对山十分崇拜。他们每到一处，都有一座山被奉为神山。大鲜卑山—鲜卑族先人的神灵保佑者，承载了太多的祈祷，寄托了太多的期盼。那么，大鲜卑山到底是哪座山呢？千百年来，史学界聚讼纷纭，以至于有人干脆认为：“鲜卑山乃具神话之意味，未必能指出今为何地”。
    但是在《魏书?礼志》中有一段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丝线索：“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真君中，……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 书中不但记录了李敞的祭文，并且记载了石室的位置：“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真君即“太平真君”，是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年号。代京，我们知道，是指平城（今山西大同）。既然有祖庙石室，而且还祭祀过，那只要我们找到石室，便可破解千古之谜了。可是这个石室又在何处呢？　　　时光荏苒，到了1980年7月30日，这个神秘的石室终于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这一天，考古学家米文平先生在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中发现了当年李敞在石壁上的刻文，千古之谜豁然解开。
    嘎仙洞位于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甘河镇东北三十公里处，这里峰峦叠嶂，古木参天，松荫蔽日，环境幽静。在群山怀抱之中，离地面25米的半山腰中高悬着一个硕大的山洞，这就是被史书称为“鲜卑旧墟石室”的嘎仙洞。此洞略成三角形，朝向西南。洞深南北长92米，东西宽约有27——28米，穹顶高达20余米，宛如一座客厅，可容纳数千人。李敞的祝文刊刻在洞内西壁，距洞口约15米。字体为汉字隶书，字形古朴苍劲。竖写19行、共201个字，通高70厘米，宽120厘米。虽然经过漫长岁月的风化侵蚀，但大部分文字尚清晰可辨。祝文正文竟然与《魏书》完全相同。这是迄今在中国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已知有文献可考的、时代最早的民族文化遗迹，其价值不言而喻。透过烟雨蒙蒙的历史风云，触摸着粗糙凹凸的石壁，我们仿佛看到了鲜卑的祖先们一张张虔诚而疲惫的脸庞，也仿佛嗅到了他们兽皮衣服散发出的原始味道。
    两千多年前的某一天，在嘎仙洞阴暗石室的篝火映照下，一位叫做推寅的可汗做出了关系到这个部落命运的一个重大决策：南迁大泽。大泽即今呼伦湖。烟波浩渺的呼伦湖碧波万顷，如同一颗晶莹硕大的明珠，镶嵌在广袤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鲜卑民族在水草肥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迅速发展壮大。　　
    自公元91年北匈奴被东汉王朝击败，北匈奴残部西迁、南匈奴内迁后，蒙古高原变得空旷起来。鲜卑遂逐渐占据漠北之地，并且吸收匈奴余众十万余落，势力迅速膨胀，并经常“寇掠东汉北方诸郡”。鲜卑后来分化出许多部分，东部主要有宇文部、段部、慕容部，中部主要有拓跋部，西部主要有秃发与乞伏部。
    鲜卑拓拔部逐渐成为最强大的部族，公元258年（神元三十九年），其首领力微率部移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这里气候温和、水草肥美，拓跋鲜卑在此休兵养马，实力更加强大，为今后逐鹿中原、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到旑卢时建立了“代”政权（公元315年），以盛乐为首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前秦苻坚所灭。不久前秦覆灭，拓跋珪乘机再起，即代王位（386年），后改称魏王，都盛乐，史称北魏。396年拓跋珪建天子旗号，改元“皇始”。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逐渐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北方100多年的分裂状态。至此，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凡96年，共历六帝七世，是当时中国北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中心。公元439年北魏迁都洛阳。而盛乐仍然发挥着陪都的作用。
    拓拔鲜卑对中原文化极为痴迷,表现出游牧民族开拓进取、勤奋好学的性格。在这个神奇的民族里，涌现出了一批封建社会中精通韬略、能攻善守的文武之才，少有的妇女政治改革家冯太后、鲜卑骄子孝文帝（拓拔宏）是其中的代表。这两位杰出的北魏政治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实行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等，对促进各民族大融和、推动北魏封建化的进程，以及创造中国北方统一与繁荣的局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于北魏帝王多崇神信佛，建庙筑窟蔚然成风，举世闻名的大同云冈石窟，就是北魏在此建都期间开凿的。迁都洛阳后，北魏帝王、贵族仍然乐此不疲，一座座堪称中华文化艺术瑰宝的石窟和古刹构造了神奇的佛国天堂和道教仙境。北魏保存至今的石窟有左阳洞、宾阳洞、莲花洞等，任何一处都是独出心裁、别有洞天，洞窟内的佛像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在那战火连年的南北朝时代，一个来自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少数民族，他们甚至连自己的文字都来不及创造，却为人类留下了如此震撼人心并且让世界为之注目的文化遗产，不能不让我们惊叹！
    由于北魏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激起了六镇（其中五镇在今内蒙古境内）各民族人民大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激化起来。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分别被北齐、北周取代。
    历史是残酷的，沧海桑田、盛衰交替，留下的是后人对于往昔无穷地感叹。公元547年，因行役洛阳而故地重游的杨衒之，面对“钟声罕闻”的故国京都及其寺观庙堂，再想想过去那梵音缭绕的繁华盛况，禁不住悲惜地垂下泪来。或许，正是因为那过深的感触才促使他萌生了“追叙故迹”的念头。杨衒之创作《洛阳伽蓝记》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给当时的政客文人注射一点冷静剂，更为重要的则是想让后来之人吸取北魏的经验教训，不再重蹈其覆辙。用杨衒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