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的历史真相

马  冀（执笔）    林  干（审定）

 

一.  昭君的故里和家事

 

　　王昭君，这位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关于她的史料却出人意料的少。不但她的生卒年月无法知道，就连她的故里、家事、名字、族属等基本问题，史书也多语焉不详或多所抵牾，乃至成为史学界一桩“疑案”，长期争论不休。

　　王昭君是今湖北省兴山县城关宝坪村人。有西汉时还没有兴山县，这一带属秭归县所辖，而秭归又隶属南郡，所以班固《汉书·元帝纪》文颖注中说昭君“本南郡秭归人”，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说昭君是“南郡人也”。秭归是古代夔国所在地，《史记·五帝本纪》说：尧崩后，天下归于舜，舜对尧的旧臣实分封，封夔为典乐官。南北朝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服虔曰：“夔在巫山之阳，秭归乡是也。”另外，传说古蜀王望帝杜宇原居于夔，后迁蜀，日夜思念故乡，死后化为杜鹃鸟，其鸣曰“不如归去！”故又名子归（一写作规）。且夔州与归州、子归与秭归均为同音通假，所以秭归又称归州。秭归扼荆州西边之门户，附近有荆门山，东汉末年名义上为曹操所得，实际上为刘备占有，且秭归在历史上多次隶属四川巴东郡或建平郡，所以有的史书也把昭君称为蜀郡人、四川人。

　　西汉前的秭归县境内，曾经出现过两位千古流芳的人物，一位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一位是民族友好的使者王昭君，至今秭归县城还并排矗立着两通石碑，一通为“楚大夫屈原故里”，另一通为“汉昭君女王嫱故里”。历代文人词客对这里的地灵人杰极表艳羡，宋人范成大赞为：“绝代昭君村，擎世屈原宅。”⁽¹⁾他们都把昭君与屈原联系起来，这不仅仅是同乡的原因，更包含着对昭君高度评价和赞美。的确，秭归一县出了中国第一流的爱国诗人和第一流的杰出女性，当然有值得骄傲的理由。

　　宋《太平寰宇记》载：“兴山县，本汉秭归县地，三国时其地属吴。至景帝（孙休）三年（公元260年），分秭归县之北界立为兴山县，属建平郡。”此后隋、唐、宋、元、明、清，秭归、兴山、巴东等县时分时并，故宋以后的《太平寰宇记》、《舆地广志》、《宋史·地理志》、《兴山县志》等，才记昭君是兴山人。总之，昭君的故里有兴山、秭归、归州、荆门、南郡、蜀郡等许多说法，大多是历代地理沿革变化造成的。至于唐朝诗人杜甫诗《负薪行》说：“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有此昭君村。”东汉蔡邕的《琴操》又说：“昭君死塞外，乡人思之，为之立庙”，而“庙在巫山县”，则隐指昭君为巫山人。巫山在兴山西南，距兴山三百里左右，自晋至隋，两地同属建平郡管辖，而其郡治在巫县，（今湖北巫山县），故大而言之，巫山人也算是昭君的同郡，在郡治巫县为昭君立庙，自然很有可能。至于《琴操》说昭君为齐国人，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

　　史料对照昭君故里的说法虽然很多，但昭君村的位置却没有多大分歧。宋代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兴山县条说：“昭君村在县南，有昭君院……又有昭君台，汉王嫱即此邑人，故曰昭君之县。”元代编的《宋史地理志》兴山条也记载：“开宝元年（公元968）移治昭君院，端拱二年（989年）又徙香溪北。”南宋大诗人陆游曾到兴山浏览，他的《入蜀记》于干道五年（1169年10月15日写道：“泊舟兴山口，肩舆游玉虚洞⁽²⁾去江五里许，隔一溪，所谓香溪也，源出昭君村”。可见昭君村位于兴山县南部、香溪上游。

　　《兴山县志》所记有关昭君村的资料更为丰富。《县志》说，在兴山县城南香溪岸一里左右有一座妃台山，“其下为昭君村，昭君生长处也。”至今“妃台晓日”还是“兴山八景”之一。其实妃台山的得名也源于昭君。山旁有一高如叫昭君台，《宜昌府志??疆域》载：“昭君台在兴山界中，乡人怜昭君，筑台望之。”据史料记载，在昭君台一带，汉代建有昭君祠，唐代建有昭君院，宋代立有“昭君故里”碑，明代曾重修昭君院，清光绪十年（1884年）又重立昭君故里碑，经当地考古工作者实地调查，确实在昭君台遗址发现了六朝以来的许多断瓦残砖。尽管这些古迹屡建屡毁，但却始终绵延不绝，不但雄辩地说明了昭君生长的地方确实在这里，而且充分说明昭君在故乡人民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所谓昭君村，就是昭君台下的宝坪村。民国前称为明妃村、昭君村，后改称妃台乡。而宝坪村的得名，也是一个与昭君有关的优美故事⁽³⁾。村内尚存相传为昭君宅地的“望月楼”；昭君梳头的“梳妆台”；昭君汲水的“楠木井”等遗迹。这些古迹，一直得到当地人民的精心保护，近年来当地政府不断拨出巨款修茸重建，1992年5月，举行了隆重的“昭君村一期工程竣工典礼”，昭君村日益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旅游胜地。宋人《妆楼记》还说：“王昭君临水而居，恒于溪中盥手，溪水尽香，今名香溪。”这里几乎每一处山水景物都有一个与昭君有关的神话传说。这个村的居民至今仍以王姓为多，他们都以昭君的故乡人而自豪，正如一位来访的诗人所写的，“说到昭君是远祖，骄颜喜色上眉尖。”

　　关于王昭君的名字，《汉书·匈奴传》说：“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所以人们都认为王昭君名嫱，字昭君。古代嫱、墙、樯可通假，所以有时写作墙、樯。但《后汉书·南匈奴传》却说：“昭君字嫱。”不知有何根据。查《汉书》中共九次提到昭君，其中两处称“王嫱”，都是在汉宫时，七处称“昭君”，都是在出塞以后。古代男子二十岁以后才“冠而加字”，称字不称名是表示对人的尊敬。昭君虽是女子，《汉书》的作者班固这样呼她，一方面可以看出班固对昭君出塞行动的尊敬；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昭君出塞时可能恰好二十岁（时在公元前33年），据此推测，昭君约生于公元前53年。

　　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曾对昭君名嫱提出不同的看法：“盖昭君不名嫱，嫱乃禁中妇官耳。”他认为“嫱”不是昭君之名，是宫中女官的称谓。近年来也有人提出汉元帝时宫中女官分为十四等，但其中并无‘嫱’这一名称，因此“嫱”不是女官而是宫女的泛称，而且地位较低⁽⁴⁾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未免过于穿凿。其实，《汉书》是有关昭君最早信史，对昭君的名与字说得很清楚，并无难解之处。而“某人，字某某”也是古代通用句式。更何况“嫱”字在古代固然有宫中女官的含义，但用得更多的仍然是作为美女的名字，古代有位著名的美女就叫毛嫱。《庄子·齐物论》说：“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既然如此，昭君名嫱就不奇怪了。

　　王昭君还被称为王明君、王明妃，这是由于晋朝以后人们为避司马昭的讳而改称的。晋人石崇《王明君辞序》说得很清楚：“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司马昭）讳，改焉。”

　　至于王昭君的族属，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她是汉族。

　　但近年来有人提出新说，认为王昭君是“土家族姑娘”⁽⁵⁾或“蛮夷”女子⁽⁶⁾其论据主要是说鄂西是古代巴人的活动地区，而巴人是土家族的先人，此外没有提出更直接的证据。我们认为，古代巴人早在昭君出世约三百多年前就离开鄂西了，而且当时楚、秦等国还不断与巴人进行战争。直到昭君出生时，鄂西一带即使还有巴族人遗存，也未必会比楚人、秦人更多。因此不能轻易说昭君是巴人后裔，更不能轻易说昭君是土家族姑娘，因为二千年前的巴人与现代土家人，其间又不知经历多少变化。当然，如果说王昭君生长在鄂西一带，当地的民风民气对她产生了一定影响，这还是可能的，例如受封建礼教束缚比中原较少，受刚勇倔强的民风习染较多等等。但其中更主要的应该是受屈原遗风的影响，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抗斗争的勇气、高尚峻洁的人格等等，都与昭君的思想和行动有很大相同之处。

　　最后要说说王昭君的家世。《汉书》、《后汉书》都说王昭君是“良家子”。“良家子”指清白人家的子女。汉制，凡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谓之良家子。《史记·李将军列传》“索引”引如淳云：“（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可见昭君之家可能是农民或其它平民家庭。东汉蔡邕著的《琴操》还记她的父亲名叫王襄（一写作穰），字忠。家道殷实，生有一子一女。相传王昭君入宫后，王襄被封为越州太尉（明人《和戎记》中称昭君为越州人，可能由此而来）。《琴操》所记未见于正史，颇难置信。《和戎记》是文学作品，更不能与史书等同。王昭君还有兄长，但名字、事迹均不详，也不见于史书。王昭君有两个侄儿，一名王歙（音吸），一名王飒（音萨），都曾被封为侯，多次出使匈奴，这在《汉书·?匈奴传》中有明确记载，是真人真事。

 

二、昭君出塞前的汉匈形势

 

　　匈奴族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游牧部族。它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衰落于公元一世纪（东汉初）。自东汉初分裂为南北二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北匈奴西迁，族内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在大漠南北活跃了约三百年，其后又在中原地区继续活跃了二百年，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曾发生过较大的影响。

　　当匈奴族于公元前三世纪在我国大漠南北兴起的时候，它的物质文化已经开始进入铁器时代。铁器文化使匈奴社会的生产力迈进到一崭新的历史阶段，不仅畜牧业大为繁盛，而且还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农业在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中也有一定地位。手工业中最重要的当推冶铁业，其次是铸铜业。此外还有陶器制造业等。匈奴族十分重视与汉族互通关市。除汉族外，匈奴还于羌族、乌桓族和西域各族进行过交换。匈奴社会的性质是奴隶制。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战俘中，有汉人，也有其它族人。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匈奴的氏族贵族及其世袭权力逐渐抬头，至公元前209年冒顿（音墨毒）杀其父头曼（音瞒）自立为单于（音蝉余）时，便最终地作为一种制度而确立了。在冒顿单于时期（公元前209---174年）匈奴征服了许多邻族，控地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财源、镇压奴隶和被征服的部族或部落，在我国北部，先以漠南，后以漠北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奴隶制政权。政权的机构分三部分：一是单于庭（首脑部，直辖匈奴中部）；二是左贤王庭（管辖东部）；三是右贤王庭（管辖西部）。单于是匈奴的最高首领，也是政府的首脑。左右贤王是地方最高长官。

　　早在战国时期，匈奴贵族操纵下的骑射部队不时侵入中原地区，以致边郡不得耕田畜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众北击匈奴。冒顿单于即位的公元前209年，正是秦二世元年，匈奴势力空前强大，“控弦之士”⁽⁷⁾三十余万众。在冒顿单于统领下，先后攻并周围大小数十个部族或部落。到了西汉初年，匈奴铁骑更深入侵掠到今冀北、山西、陕西北部及内蒙古河套一带。匈奴贵族操纵的骑兵，所到之处，践踏庄稼，劫夺财产，杀掠吏民，强虏人口作奴隶，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动乱和痛苦。这不仅威胁着初建的西汉政权的封建统治，同时也破坏生产、文化，阻碍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因此西汉王朝采取积极的防御手段以抗击匈奴的侵扰，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及汉朝统治阶级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然而，初建的西汉王朝，国力还很微弱，没有能力抗击匈奴。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秋，匈奴大兵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向南越过名注山（在今山西原平县北，名音勾），攻太原，至晋阳（今太原市西南）下。七年（前200年）冬⁽⁸⁾高帝刘邦亲自领兵前往抵御，冒顿发精兵四十万骑围之于平城（今大同市东）的白登山七天七夜，汉兵内外接应被切断。后用陈平之计，使人厚赠和疏通冒顿的阏氏⁽⁹⁾，乃得脱围。于是乃使大臣娄敬⁽¹⁰⁾前往匈奴结和亲之约。此后终高帝之世，中经孝惠、吕后以至文帝、景帝、六七十年间，和亲成为汉朝对待匈奴的一项对策，其目的是以忍让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这时的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盛，财库充实。因此武帝采取积极防御的战争政策，以代替消极的和亲政策，这种方式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汉匈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其主观动机虽然是为了维护刘汉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客观上却维护了民族的利益，符合人民的愿望。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开始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经过元狩二年及四年（前121年及119年）两次决定性的出击，匈奴俱大败，匈奴主力不得不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从此“漠南吴王庭”。汉朝在夺得匈奴左地之后，扶植原来役属于匈奴奴隶主的乌桓族从今辽河上游南下，命令他们侦察匈奴动静，并设置“护乌桓校尉”一官，以监领他们，这样便切断了匈奴的左臂；同时，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并以公主嫁给吴孙王，拆散了匈奴在西方的同盟，以切断匈奴的右臂。此外，汉朝又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不断加强边防设施，把烽燧、亭障从酒泉伸展到玉门，又从敦煌伸展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经过这一系列的军事、政治、边防和经济上的措施，匈奴奴隶主的威胁基本解决了。

　　公元前60年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先有五单于争立，继有郅支单于（郅音至）与呼韩邪单于（邪音耶）的对抗。呼韩邪在和郅至的战争中失败，被迫投归汉朝，并于公元前51年（宣帝甘露三年）亲自入汉都长安见汉帝，这便扭转了自汉初以来约150年（公元前209至51年）汉匈两族之间的敌对局面，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这是匈奴关系的根本转变，时在昭君出塞前十八年。

　　回顾汉初以来的汉匈关系，可以明显地看出：汉初的六七十年，匈奴强而汉朝弱，不得不忍让和亲；汉武帝以后汉朝强而匈奴弱，逐采取武力抗击；宣帝、元帝时匈奴势力日益衰落，逐反过来主动对汉要求和亲。这一变化过程，是以匈奴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变化为依据的。西汉对匈奴的战争是一场维护先进的封建制、反对落后的奴隶制的进步战争；是一场反侵扰、保卫中原领土的正义战争；同时，通过这场战争，还解除了匈奴奴隶主对吴桓、丁零、西嗕、吴孙和西域各族人民的奴役和剥削（虽然这并非汉朝用兵的目的），使他们脱离了匈奴落后的奴隶制的束缚，加强了与汉族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的接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昭君自请出塞的动机

 

　　昭君出塞和亲是否自愿？这是史学界、文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据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初，元帝时，（昭君）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¹¹⁾，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¹²⁾。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视之^（13）。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逐与匈奴。”这一段史料，言之凿凿，说明昭君的确是自愿向掖庭令求行的。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认为昭君作为封建时代的宫女，既知塞外生活艰苦，不可能有自愿请行的高度觉悟；并进而怀疑《后汉书》的可靠性，认为《后汉书》所载自愿请行的事，《汉书》却记得十分简略，只写作“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昭君赐单于”^（14）。论者认为“赐”便是被迫的。

　　我们认为，《汉书》、《后汉书》均为世所公认的信史，不能轻易否定《后汉书》的可靠性。用“赐”字未必都是被迫，“赐”是元帝角度说的，“自请”是从昭君角度而言，二者并不矛盾。昭君请行，元帝赐行，正是顺理成章之事。况且，前史不详，后史补记，乃是史家常规。二书记此事大体轮廓相同,,《后汉书》只补充了细节，并非凭空杜撰，《汉书》虽没有直接记载昭君自愿请行的事，但多有汉匈双方利用昭君的关系发展友好联系的记载，其写作角度更着重于两族关系。《汉书》作者班固是比较正统的儒家，对一个出生贫民、待诏掖庭的宫女是否自愿和亲是不太重视的。另外，班固一向认为“和亲无益”，所以对昭君和亲事兴趣不大，故记载简略（但他并不认为昭君和亲有什么屈辱）。而《后汉书》成书虽晚于《汉书》，但据昭君出塞亦不过三百年，当时史料尚存较多，文中所记除自愿请行外，还有许多的细节为《汉书》所不载，未必皆不可信。《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公元398—445年，晔音叶），思想上也有不同于班固的一面，他曾喝得大醉去听挽歌，曾拒绝为皇帝弹琵琶。他的妇女观也颇值得注意，在他以前的史书中并没有单独的突出妇女的地位，而《后汉书》却首先开辟了《烈女传》的专传，记载历史上杰出女性的事迹。他对王昭君这样的杰出妇女给予更多的笔墨，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范晔处于南朝刘宋朝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南方汉族多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抑侵扰，社会风气使民族主义上升，反对和亲之论盛行。在这种情况下，范晔敢于详记昭君自请和亲，是有其依据与胆识的。唐人刘知几撰的《史通· 外篇·古今正史·后汉书》条说，范晔“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还有资料说在范晔之前，伏无忌、黄景等人曾作《南匈奴传》。可见范晔所写，必有所本。而这段昭君请行的记载又合情合理，其基本框架，特别是自愿求新、临辞大会、光耀汉宫等史实，是不会虚构的。因此，轻易否定《后汉书》的可靠性，是缺乏说服力的。宋人王懋《野客丛书》便认为：“此时前汉（书）既略，当以后汉（书）为正，其它纷纷，不足

深据。”这是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

　　评价历史人物要根据史料，实事求是，既不能抬高古人，亦不能低估古人。以封建社会一位普通宫女不会有自请出塞和亲的觉悟，为论断自愿请行之不可能，只不过是推测之辞，其实中国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一些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勇于牺牲个人的杰出妇女，“位卑未敢忘忧国”，正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美德，例如《诗经·载驰》中的许穆夫人，战国时的西施，刘向《古烈女传》所记的漆室之女倚柱悲啸，曲沃之妇款门上书等。

　　从昭君个人独特遭遇来看，她自愿求行也没有什么不可能。其一，她出生于民间，具有劳动人民善良质朴、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养成了坚定顽强、正直不阿的性格。

　　其二、范晔说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这正是她自请出塞的思想基础之一。有人以为昭君美艳绝伦，入宫数岁而不得见御是令人难以置信。其实，这是不了解封建帝王的生活的缘故。古代帝王挑选宫女动辄以千百计，通常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15）像秦始皇那样的皇帝，后宫佳丽更多，以致后人描写他的宫女竟有三十六年见不到君王一面的^（16）故在封建皇帝的后宫中，除了极少数争媚斗艳、侥幸得宠者外，绝大多数宫女都不免白白地葬送青春，老死深宫。即使四五十岁后被放出宫，也不可能再找到什么“如意郎君”。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诗《上阳白发人》写到：“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入宫十六今六十”，正是他们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因而，自古以来，大多数人都把被选入宫看作是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故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是丝毫也不稀奇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宫女即使受到宠爱，被封为妃嫔，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物，甚至贵为皇后、宠妃，往往也并没有好下场。《汉书·外戚传》说：“外戚后庭，色宠著闻者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住全家者，唯文、景、武帝诸侯及成后四人而已..........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流放。”《后汉书·皇后纪》还说：“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自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即在宫中成千的美女中，能够排上地位、有头衔的就有十四个等级。而昭君入宫数年，连这个长长的阶梯也没排上，还在掖庭待诏。以“待诏”地位希冀君王临幸，自然是渺茫无期的。而从昭君性格来看，她久居深宫，深悉其中黑暗，不以受君王宠爱为荣。为了追求美好的人生，追求人格的尊严，希望脱出这禁锢人生的“黄金牢笼”，避免“上阳白发人”的悲惨命运，这种“悲怨”也是情理中的事。恰在这时，有了单于求情的机会，使她有了正当、堂皇的理由，她的奋起自请出塞，当然是意料之中的选择。

　　其三、昭君久住皇宫，对当时汉匈关系的重要性，对汉匈友好的政治意义，不能没有一定的认识，这是她自请出塞和亲的另一个思想基础。史载：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冬，甘延寿、陈汤斩郅支单于首，“传诣京师，悬蛮夷邸门”^（17）。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颜师古注引服虔谓“讨郅支图书”）示后宫贵人。”建昭五年，呼韩邪上书，“愿入朝见”。翌年，元帝为庆祝郅支伏诛和呼韩邪来朝，下诏改元“竟宁”^（18）以上这些，都是轰动朝廷、喧赫全国的大事，昭君不可能不知道，特别是那些遍示后宫的“讨郅支图书”，她更有机会看到。因此她对汉与匈奴关系之为有为的，其利害得失，在思想上不能没有一定的感想和认识。所以，当呼邪单于要求“婿汉氏以自亲”，汉元帝选宫女去和亲时，昭君自然会知道呼韩邪已不是汉朝的敌人了，而是第一个款塞入朝的匈奴单于，是一个致力于汉匈友好的匈奴领袖，嫁给他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时，她挺身而出，慷慨应召，自愿扮演一个“和亲使者”的角色，去肩负巩固和发展汉匈友好关系的重大使命，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其四，王昭君对匈奴生活的艰苦，亦当时有所闻。她以一个女子背乡离井，远嫁异域，其中所遇到的艰辛困阻，不能不有所考虑。况且她身担汉匈关系的重担，更需好好惦量。在这种情况下，她更多的想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总会觉得汉匈和平比战争好，以自己一身的远嫁为牺牲，来巩固两国的和平友好比幽闭长门、做白头宫女要有价值的多。她以为国吃苦为荣，把谋求自身的解放和谋求为国效力统一起来，所以才毅然做出自请和亲的重大决定，并在临辞大会上“丰容靓饰”，精心打扮自己，以表示自己的决定和郑重的态度。这正好表现出昭君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反抗精神，自愿献身民族和平友好事业，有见识、有主意、有勇气、有理想的女子。她是远远超出一般因循苟安的平庸女子，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能超出一般见识短浅、胸无大志的男子的。清人陆次云《北墅绪言.明妃辩》就说：“明妃之请适单于，欲为汉帝纡北顾之忧也^（19）其意以为和亲之举，以一女子足以代数万甲兵，亦何惮而不往？与其老死于长门永巷之中，奚若建功异国之为得乎^（20）....自和亲之后，数十年无烽火之警者，谁之力哉？良以曲奏琵琶而消鼙鼓也^（21）。逮其殁，黄茅白苇之中，一抔之土，长芳菲而不歇^（22），天地不能易其气，山川不能隐其意，寒暑不能移其情，霜露不能变其色。与文墓之蓍^（23），孔陵之桧^（24），徐君剑形之草^（25），仲卿连理之树^（26），武穆向南之枝^（27），同昭回于今古。“他对昭君出塞的评价，着眼于肯定高尚的爱国动机，甚至把她与周文王、孔子、岳飞等相提并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从汉朝君臣方面来看，对和亲女子的选择向来是极为慎重，特别是对待第一位前来归附汉朝的呼韩邪单于，决不会轻率决定人选。过去的和亲多用宗室贵族女子，为什么这次单单选用良家子出身的普通宫女？这一方面是因为呼韩邪为主动前来归附的藩臣，毋须选送宗室贵族宫女，另一方面则因昭君自愿请行，态度坚决。这说明她对汉匈和亲的政治意义有一定认识。假如昭君不自愿报名，或者毫无政治头脑，甚至自暴自弃，视和亲为绝路，汉朝可能不会选她出塞。这也是昭君自愿请行的一个反证。

　　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从昭君出塞后的表现和效果来看，也可以证明她是自愿请求出塞的。这一点可以通过汉代的另一位的亲公主细君来比较一下。

　　由于细君的出塞和亲是被迫的，所以和亲后的表现也与昭君不同。《汉书·西域传》记细君嫁给乌孙昆莫为夫人28，“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她还作了一首歌，希望化作黄鹄。飞回汉土。这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情绪和表现，比起昭君那种慷慨激烈、胸怀广阔的气度来，真是有天壤之别。这恐怕与她们一个出身贫民、一个出身贵族有关吧!

　　当然，王昭君出塞时的心情，以常理推之，不会是单纯的“笑盈盈”，更不会是单纯的“哭泣泣’.她的心情一定是很复杂的，应该说是喜亦有之，悲亦有之，壮更有之。喜的是能以弱女子之身为祖国安宁、汉匈友好贡献力量，同时也脱离了终身处于禁宫的苦难；悲的是远离故国、远离父母，思乡念亲，难免感叹，当然，其中也会夹杂着对不习惯塞外生活的担忧；但更主要的应该是勇于牺牲、知难而进的壮烈豪情，是决心迎接艰难生活的考验，肩负起民族友好重任的雄心壮志。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来理解昭君，才会是历史的、辩证的、入情入理的。

注释：

（1）《范石湖集·昭君台》

（2）肩舆：乘轿。

（3）参见吴一虹、吴碧云编《王昭君传说》一书中  《宝坪的由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人民日报》1987年7月20日王瑞来文。

（5）见《人民日报》1987年12月14日陈迩冬文。

（6）祁和晖《王昭君籍贯族属异说》，载《西北民    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一期

（7）控弦之士：指骑射部队。

（8）按汉承秦制，以十月为岁首，故高帝六年秋至七年冬，为时仅相隔数月，非隔一年也。至武帝太初（公元前104年）改历，始以正月为岁首。

（9）阏氏音烟支，匈奴人称妻，妾为阏氏。

（10）娄敬后因功赐姓刘，故亦称刘敬。

（11）不得见御：没被皇帝召幸。

（12）掖庭令：管理后宫的长官。

（13）这里所说的五女，昭君是出嫁，其余四人是陪嫁的侍女。

（14）见《汉书·匈奴传》。

（15）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长恨歌》

（16）参阅唐人杜牧《阿房宫赋》。

（17）诣：到达。蛮夷邸门：各国和各少数民族使节住在首都的官邸。

（18）以上均见《汉书·元帝纪》。

（19）纡北顾之忧：缓解对北方的形势的担忧。

（20）长门：汉宫名。永巷：深巷，用于幽闭有罪宫女；有关时后宫亦称永巷。奚若：何如，怎么能比得上。

（21）鼙鼓：战鼓，这里代指战争。

（22）逮其殁：到昭君死后。一抔之土：一堆土，指昭君坟墓。

（23）蓍：音尸，古代用以占卜的一种草，周文王曾演八卦为六十四卦，相传他死后墓上长出蓍草，用来占卜很灵验。

（24）桧：音贵，一种高大的乔木。孔子陵墓上的桧柏千年长青。

（25）徐君剑形之草：事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国公子季札过徐，徐君喜欢季札佩带的宝剑，但没好意思开口要。季札因要出访大国，也没有送给他。季札出访返回路过徐国，徐君已死，季札就把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后来徐君上的长成剑形。

（26）仲卿：指焦仲卿，他是古乐府《孔雀东南飞》中的主人公。其妻刘兰芝被焦母休弃回家，投水而死。焦仲卿闻之，自缢殉情。后来二人墓生出连理树，枝叶相交。

（27）武穆：岳飞死后谥号武穆，据说岳飞坟前之树叶叶向南。以上五例，都是死者有灵，感动发生异变的故事，可与昭君墓草经冬不【常绿相比。

（28）乌孙王号莫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