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困惑

 

宋复泉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至今日所触及的领域以及人们的思维走向，已经到了文化建设的层面上。以文化软实力研究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为标志的文化新机制的创建，已经成为华夏大地举世瞩目的一道风景。多如繁星的文化研究团体，雨后春笋般的文化论坛，一拨又一拨的文化名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省、文化大市、文化大区建设，蔚为大观，让人眼花缭乱。在非凡热闹的余暇，非常有必要关注一下文化研究的焦虑和隐忧。这样的举动，会使我们摆脱有关文化话题的困惑，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进而理顺我们文化创新机制的建设。

 

“大文化”的困惑

 

      不少研究文化的专家学者认为，“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中国人崇尚“大”，恐怕有几千年的历史渊源了。比如说古代的帝王们，一直以为华夏古国是世界的中心，自己是世界的老大。每朝每代都冠之以“大”，大唐、大宋、大明、大清，等等，把自己称之为“天子”，因为天是无限大的。政治制度决定意识形态，政体上的自大，导致了思想精神层面的以大为尊、以大为荣、以大为贵的价值取向，造成了文化表述上的浩如繁星的大话与大词。诸如大本营、大兵团、大总统、大丈夫、大自然、大动脉、大主教、大千世界、大气磅礴、大刀阔斧、大有作为，等等。一切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事物，都离不开“大”的措词。人们在言必称“大”、颂必有“大”的舆论氛围中，心灵受着“大”的浸润，身体受着“大”的驱使，形成了独尊“大”，追求“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大”的概念占有人们的心灵，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大”，让人们产生一种豪迈、无畏的气概，让人们心胸开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凡事能够大处着想，大处落墨，以博大的胸怀创造了中华民族举世瞩目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从万里长城、大运河、乐山大佛、云冈石窟等历史巨制到今天走在世界前列的无数建筑成果，都是宏大的民族精神的演绎和造化。

      诚然，在追求大创造、大辉煌的进程中，也涌现了大勇、大义、大忠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人物，大传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让滔滔洪水驯服听令；愚公移山，实为预言，但其中不少细节都很真实。愚公心胸博大，目光高远，敢于挑战大自然，令大山让路，造福子孙后代。至于当代英雄好汉的大智大勇就更值得大书特书了。且不说自辛亥革命以来，众多的英雄人物谱写了中国人民争自由、求解放、声振寰宇的热血之歌。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所创造的的人类奇迹，让世界一次次为之惊震。如果回到文化的范畴上，今天遍布城乡的文化大集、文化大院，以及波及全国的文化大县、文化大市、文化大省建设，统统都是大文化的基本精神所抒发的情怀所至。

　　然而，大文化固然是一种难得的气派，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凡事大处着眼的思维方式。但事情一旦强调到不适宜的程度，崇大的情绪过了头，其后果也会适得其反，大文化带给我们的困惑亦不容忽视。从哲学思维出发，“大”往往与“空”相邻，“大”而“空”，常常形影相随。“大”有时还与“假”为伴，“大”话往往就是“假”话，为了做“大”，当力不能及的时候，就用造“假”来搪塞舆论。“假、大、空”，曾经给我们的民族带来过多少灾难，大跃进、大放丰产卫星、大炼钢铁，其劳民伤财的后果，现在知道的人不是很多了，但历史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时至今日，大办大干、大手笔、大决策，所造成的挥霍浪费，某些方面也是大的惊人。乡镇盖起大会堂，小县城建造了容纳万人的大广场，几个亿的大项目不经论证说上就上。凡此种种，都是“大思维”产生的大麻烦。

     文学艺术创作也言必称大，“康熙大帝”“汉武大帝”“大国医”“大工匠”等等，拿“大”字当卖点，一些专家学者跟着个别负责同志说大话，已经引起了平民舆论的诘向。大而无当，必然要背离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精神，在研究大化的热潮中，确实需要更多的冷静思考了。

 

“泛文化”的困惑

 

     文化这个词，恐怕是时下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了。正因为人们对文化的关注和钟情，让文化的的定义变得庞杂而宏大。文化到底是什么？据权威的文化学者研究统计，不想190多个，倘如是，公认的定义就很难选择了。就说是特定的文化范畴，其内涵和外延的释义大概也有十几条吧，比如草原文化就是如此。不过，这一现象却说明有一点是人们共识的，那就是通常一提到文化，一般来讲都是大文化的概念。

     然而，大文化还要受着泛文化的困惑。在这方面，还确有提醒的必要。比如，其一，文化概念的庸俗延伸。如今，一说文化，处处都要贴上文化的标签，连吃喝嫖赌都成了文化，吃饭是饮食文化，喝酒是酒文化，本来是汽车推销活动，却冠以汽车文化；推销保健品，就是养生文化；商品打折，商店摸奖，就是促销文化，就连难以启齿的卖淫嫖娼也成了青楼文化，到头来真正的文化反而不是文化了。

    其二，文化节庆的泛滥奢华。据有关专家提供的研究资料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口号的提出，全国各地冠以文化的节庆活动便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到21世纪初，几乎找不出一个没办过文化节的县，不少有点名气的，或有点说道的乡镇也在年年办几场名目繁多的文化节庆活动，加上其它部门办的类似活动，一年365天神州大地上平均每天不止一两个文化节了。更值得关注的是此类活动越办规模越大，花费越来越多，一场开幕式晚会，动辄就是大几百万元。由此发端，把明星们的价码也神速提高，由一支歌上万元飙升到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此奢华，又常常是政府买单，少数人追星。诚然，我们不能否定文化节在开放搞活中的积极意义，也不能说所有的文化节效果不佳。但任何事物一旦泛化，就会发生异化，走向自己的反面。不少文化节不但没有任何文化内涵，与经济效益也沾不上边，只是图个红火热闹，搞点政绩、排场而已。

      其三，非文化手段的侵蚀玷污。现代科学技术给文化事业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诸多的文化产品在声、光、电、数字技术的武装下变得绚丽多彩，效果倍增。然而，任何先进的东西在人的操控下，在带来美好东西的同时，亦会产生丑恶。随之而来的盗版、造假现象也应运而生，而且防不胜防，越打越旺。近几年，对文化产品的恶搞也登台亮相，至于惯用的“炒作”、“作秀”等手段，早已远远地背离了文化精神产品高尚圣洁的本来属性了。

     非文化手段对文化的侵蚀玷污，归根结底是利益驱动的结果。文化，或者说是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当然也讲经济效益。但是，文化又有其特殊的本质。按照余秋雨先生的归纳，文化就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文化最终不能离开人格。因此，一旦物质利益主宰了文化，文化一旦失去了教化和净化社会心灵的作用，也就是说，不讲社会效益了，那么，任何文化现象都会归于灰暗、卑劣和无耻，就成了文化垃圾。在我们建设文化大区如火如荼的大势下，在我们倡导高品位的文化创意和创新的同时，却不可忘记对包括泛文化在内的一切损害文化建设的现象进行必要的提醒和警示。在我们研究草原文化、敕勒川文化的时候，都不可让泛文化困惑我们的思路。

 

“吃文化”的困惑

 

     中国的饮食文化举世闻名，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把吃饭问题看做比天大的一件事。“民以食为天”，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

   　“吃”文化在中国之深入人心，恐怕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比拟。从见面时问“吃了吗？”的民间第一习俗，到帝王将相们奉天祭祖，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都是围绕吃饭问题发言行事。蒋介石战败后，在逃离大陆之时，还说了一句“我把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扔给了毛泽东。”在他眼里，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难以解决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到基层视察调研，多数情况下，第一件事就是当年农业的收成问题。他老人家为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确实劳尽了心血，然而解决得并不尽如人意。

　　正是由于这一中国人的基本理念所驱使，“吃”字的文化延伸已经远远离开了吃饭本身的含义。比如，我们把人用以谋生的手段，或就业，或工作，或劳动对象，统称为“饭碗”，一个人在某一特定环境下的生存状态，亦或在某一学习工作、执业单位中的表现状况，称之为“吃开吃不开”，如果“能吃开”，即说明在上司或同僚们心中能受到敬畏，如果“吃不开”，那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了。诸如，没占上便宜叫“吃亏”，称不着调的人为“吃鬼”，背叛主人叫“吃里扒外”，以至于当今学习文件领会上级意图叫“吃透精神”，工作难以胜任叫“很吃力”，坐享其成叫“吃现成饭”，总结经验叫“吃一堑长一智”，等等。凡与“吃”字联系起来的引申表述，使得任何事物变得更加生动、形象，更加准确、鲜明。“吃”文化确实为中国文化的丰富感人做出了贡献。

    “吃”文化的延伸，给华夏文化增添了过多的精彩，也给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和惆怅。且不说为了吃饱饭，我们的祖先父辈曾经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就是在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又发生过因为吃饭而导致的危及人的生存，侵害人的生命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三聚氰胺刚刚过去，“皮革奶”、“染色馒头”又粉墨登场；“苏丹红”还未被人们认清真面目，“瘦肉精”、“健美猪”就闯了进来；地沟油如何防范人们还不得要领，“回炉面包”、“牛肉膏”悄然上了人们的餐桌。人们不得不大声疾呼，我们“敢吃什么”，“能吃什么”？一些无奈之声也是言不由衷：我们不再期盼什么天然、绿色、营养、美味、健康的食品，只要没毒或毒性不大就万幸了；我们不再苛求什么食品的指标，药品的一定疗效了，只要用了之后不出什么意外就烧高香了。

     面对如此让人心惊胆战的现实，我们的思考自然要追根溯源。食品安全的屏障为什么如此轻而易举地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是监管的缺位，还是道德底线的失守？是法制的疏漏，还是问责的宽泛？所有这些，无疑都是站在不同角度归纳出的事发原因，也是从文化层面作出的一些理性思考。

      立制建章，依法监管，道德约束，都是一种文化现象。三者之中，道德约束是根本。道德，是人的精神价值的基本取向。就“吃”文化衍生出来的食品安全话题，首先应该是生产者的道德问题。有人说，食品生产是一个良心发现的过程，这话很有道理。试想，一宗食品的生产销售，最后到了人们的餐桌，其间要经过几道关头。首先是生产程序的控制，其次是质检部门的检验，再次是工商、卫生、公安等部门对市场的监管。诸多的关口，以目前的法制、法规、纪律等条例的约束。可以说都是了无空隙的。问题是每一道关口，都要讲道德、讲良知、讲责任、讲自觉。遗憾的是，有的环节、个别情况下甚至是全部环节都失守了。因此有人说，一个社会如果道德出了问题，食品安全往往是重灾区，人们须臾离不开的“吃”字，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以此推理，要想实现食品安全的合格指数，道德重建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诚然，道德重建是一项需要从各方面努力的巨大的系统工程，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当属于先进文化的建设范畴。今天，我们在研究“吃”文化的时候，却不可忘记道德建设的文化意义。

 

文化普及的困惑

 

　　文化研究的最终归宿是为构建社会共享机制服务。余秋雨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建树，在于重视公共空间。公共空间的另一种表述应该是全社会各个层面共享的文化产品、文化课堂以及集体人格、价值取向的培养。因此，只有文化普及了，才会产生有形的无形的力量。

　　打开历史的篇章，拂去岁月的风尘，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化的传承大都是由社会精英们的发奋努力去实现的。诸多的文化典籍、文化遗产、文化习俗等多亏了他们记录、归纳、整理、挖掘、保护，才得以铸成一定的思想体系，一定的文明传统，一定的生活方式，择优汰劣，得以传承。现代商业社会的情形也大约如此。

　　当自治区建设文化大区的重大决策出台之后，首先激动起来的是从事文化事业或酷爱文化事业的群体。先是纷纷发表真知灼见，论证这一决策的适时与英明。接下来是批评过去对文化的如何不重视，或者对文化某一领域的遗忘。再接下来，便是呼吁全社会对各自所关心的领域予以关注和支持。需要抢救、挖掘、保护的东西太多太多了；需要发扬光大、自成体系的思想理论也十分庞杂；需要修复、建设、美化的文化项目也遍布每一个角落。文化人的觉悟与萌动，给全社会提供了强烈的舆论导向，使得文化大区建设的构想日益深入人心。显而易见，少数人的心血汗水发动多数人的热情，这一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在文化大区建设中造就了时下文化繁荣的可喜景象，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然而，一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是多数人的参与，社会力量的推进，才能取得成功，文化大区建设亦不例外。只有少数人的付出，变为多数人的拥有和支配，充实于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进而成为社会精神财富，才能实现文化大区建设科学、健康、协调的发展。用这一标准来衡量，时下前一层面的表现尚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笔者认为，起码有两点缺憾值得提出。这就是浮泛与自赏。

　　先说浮泛。主要表现为不大关注社会的需求，不注重创新的实用价值。文化传承的最终归宿，应该是为大多数人打造心灵和精神享受的殿堂，在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大目标下，这个目标更加突出，并成为一切文化建设行为的指导思想。而目前我们所开展的诸多方面的活动，以及不少领域的人财物力的投入，还不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相联系，有的离人们的实际生活还太远太远。即使在一些大众可以直接参与的文化活动上，也有追求奢华的倾向，动辄就是大手笔、大动作，一旦贪图宏大和华贵，大多数人的拥有享受变成了一句空话。

　　追求创新也是如此。我们的文化创新必须考虑市场的接受，大众的需求，要有针对性。眼下我们的文化建设活动不少项目和举措，在缺乏这方面的调研和思考下便出台了，其结果是无实用价值的创新举措造成了无谓的浪费和损耗。

　　再说自赏。草原文化、敕勒川文化、骑射文化、边寨文化等等，都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其他文化形态相比，都是华夏文化的精粹，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其发展的前景和繁荣，都必须融入现代社会的发展大潮中，才能勃发活力，得以传承和革新。因此，任何一项文化研究、文化发掘、文化创新活动都不可妄言什么“最大”、“最新”、“最具什么价值“，不可孤芳自赏，贬低其他文化形态的存在和作用。从我们面临的现状看，在这方面还确有提醒的必要。

　　近两年，以草原文化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的开发，在文化大区建设总体战略构想的指导下，主流激荡，成绩斐然，不少研究渐成体系，走向成熟，不少产品叫响华夏，走出国门。草原文化的影响所至，给人们带来的是圣洁、清新的心灵满足，给新时期中华文明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其中，敕勒川文化的研究，无疑是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在可喜可贺的时候，我们用少数人奉献，多数人享受的规律来看待文化大区建设的进程，特别强调文化普及的实际意义，旨在提醒从事和热衷文化事业的人们责任重大。责任感强了，自觉性就高了。自觉，是把握事物发展大局的至高境界，有了这个思想前提，文化大区建设才会顺风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