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的历史真相（续二）

马冀执笔  林干审定

 

四、昭君出塞的路线和情景

　　关于昭君出塞的细节，史书没有记载，但《后汉书•南匈奴传》说，在汉朝为她和呼韩邪举行的欢送大会中，昭君容貌丰美，服饰漂亮，举止从容，态度大方，她顾影徘徊，一举一动，都使汉宫为之增光生色，使在座的人为之肃然起敬，连汉元帝也为她的美貌而吃惊，呼韩邪更是喜出望外。“丰富靓饰，顾影徘徊”八个字含义丰富，既是场面描写，又是心理刻画，既显示出她的惊人美貌，又显示出她郑重和兴奋的心情。她是把出塞当做自己一生的重大转折和喜庆时刻来对待的，所以才以精心打扮、刻意装饰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她的出现也确实在这次隆重的欢送大会上造成了轰动效应。

　　昭君是与呼韩邪单于一起出塞前往漠北单于庭的，她所走的路线，虽史无明文，但线索不难找出。史书记载了呼韩邪单于在第一次入朝（公元前51年）时，汉朝曾派兵沿途迎接和护卫，共历七郡。这七个郡，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七胡三省注考订，是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至长安。那么昭君在公元前33年随呼韩邪返回漠北，可能也是取道这条路线。即从汉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出发，先过左冯翊（在长安东北），然后经北地（今甘肃庆阳县）、上郡（今陕西榆林县）、西河（今内蒙古东胜市）、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而至五原（今包头市）。以上各地均以当时郡治为准（见《昭君出塞路线示意图》一）。这条路线基本上是秦朝开筑的直道。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直道南起云阳宫（在今陕西淳化县梁武亭村），北达九原郡（今包头市境内），全长1 800里，筑成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从秦始皇至汉元帝约160年中，秦汉两朝军队经常沿着这条道路向北进军。可见，呼韩邪入汉及偕同昭君北归，无非就是沿着这条直道行走。

　　过了五原之后的行进路线，据我们初步探明，是出五原向西行，至朔方郡临河县（今内蒙古临河市东北，靠近乌加河南岸），渡北河（今乌加河），向西北方向出高阙（今石兰计山口），越过长城，此时便离开汉地，进入了匈奴所管辖的地区。

　　进入匈奴草原之后，要到达漠北的单于庭（约在今乌兰巴托附近），其间还有很长的路程。根据各种文献资料及考古资料探索，目前大体上可以把昭君一行在匈奴地区所走的路线和长途跋涉的情景，作一初步设想（见《匈奴出塞路线示意图》二）。

　　呼韩邪与昭君一行，从高阙越过长城之后，即处于阴山（今内蒙古阴山，即狼山、大青山等）之东麓。由于从阴山北进至单于庭的道路被瀚海（大戈壁）所阻，故不得不绕道西行至休屯井。沙漠行军（或旅行），不能无水，故休屯井是他们前进中必须停留的第一站。从休屯井北渡车田卢水之后，朝西北通过夫羊句山峡（句音勾）进入范夫人城。匈奴人迷信女巫，史书通常称为“胡巫”，这个范夫人城的城主便是一位女巫。这个城也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城市。根据蒙古考古学者对匈奴城镇遗址的发掘证明，匈奴的城镇，通常都是在四面围墙埋好一两层石基之后，再垒土夯筑而成。这里可以说是昭君出塞之后的第二站。从范夫人城东北方向直奔单于庭，原是捷径，但同样是由于瀚海沙漠的阻隔，只得继续绕道而行，沿着浚稽山南一个小沙漠的南缘向西，至涿邪山东南麓，通过涿邪径（即涿邪山山口），东北转向西浚稽山，浚稽山有二：一是西浚稽山；一是东浚稽山，二山中有姑且<音沮>水注入的小泽相隔。然后或横跨西浚稽山，或沿西浚稽山南麓东行，至姑且水南的小泽。大约昭君一行在此小歇，饮马储水，这是出塞后的第三站。然后沿着姑且水东岸北上，接安侯河（今鄂尔浑河）河源，沿该河东岸继续北上，至中游而止。这是瀚海大沙漠西北部的边缘地带，由此可转向东行，在地形上再也没有什么险阻，可顺利地直达单于庭。昭君至此，便是到了夫家。

　　昭君出塞是否骑马前行，史无记载。但历代描绘昭君出塞的图画，大多是把昭君描绘成如下形象：头戴红暖兜（即后人所称“昭君套”），身穿红斗篷，骑着白马，怀抱琵琶。匈奴是“以马上战斗为国”的民族，马是匈奴人交通和战阵的主要工具，而且适应塞北草原的地理环境，昭君随同呼韩邪单于返回漠北时，骑马的可能性是会有的。北周庾信《昭君辞应诏》说：“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唐朝李商隐《王昭君》诗说：“马上琵琶万里行。”可见很多人都推测昭君是骑马出塞的。

　　除了骑马，昭君是否也可能骑骆驼？匈奴地区不仅盛产马匹，同时也盛产骆驼，这在《史记•匈奴列传》及《盐铁论•力耕》篇中都有记载。因此骆驼也是匈奴人日常应用的交通工具。北宋司马光在《和王介甫明妃曲》中说：“胡雏上马唱胡歌，锦车已驾白橐驼（即骆驼），明妃挥泪辞汉主，汉主伤心知奈何！”清人吴伟业《戏题仕女图•出塞》一诗也说：“玉关秋尽雁连天，碛里明骆路几千。”这幅画的时代，吴伟业没有说明，但画面上昭君却是骑着骆驼在沙漠中行走。清初，漠北的蒙古人前往北京，很多都是骑骆驼。朝鲜人写的《稼斋燕行日录》也记载，他们在塞北通往北京的道路上，经常遇到骑着骆驼的蒙古人。大约在明、清时代，骑骆驼在塞外行走的人愈来愈多，所以在诗歌、绘画中，骑骆驼的昭君便多起来了。

　　但是，我们认为昭君出塞坐车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匈奴人广泛运用车辆作为交通和军事运输的工具，在文献中是有明确记载的。《盐铁论•散不足》篇说：“胡车相随鸣。”所谓“胡车”就是匈奴车。《汉书•扬雄传》载《长扬赋》也说：“砰 轒輼，破穹庐。”“轒輼 ”也就是匈奴车。匈奴还在汉张掖郡（今甘肃张掖市一带）设有专门制造车辆的工场。匈奴人拥有的车辆很多，往往在作战中一次就损失千余辆以上^（1）。因此昭君出塞时，很有可能是坐车。北宋王安石《明妃曲》说：“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秦观《调笑令•王昭君》也说：“汉宫选女适单于，明妃敛袂登毡车。”元代张翥《昭君怨》说：“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更是勾画出一幅昭君乘车出塞的优美图画。可见不少画家、诗人都设想昭君出塞坐的是马或骆驼拉的车。揆情度理，昭君出塞以坐车更为接近事实。因为昭君平素深居宫中，何能骤然懂得骑马或骑骆驼？且从长安到漠北单于庭，万里迢迢，长途跋涉，所经沙漠地区，更是“黄云紫塞”，“掠地惊飙”，她何能像习惯于马上生活的匈奴人那样长期“人不驰弓、马不解勒^（2）地奔驰？所以我们觉得昭君出塞，以坐马或骆驼拉的匈奴车较接近事实。昭君出塞，沿途晚间当然是住穹庐（一种随时可以搭卸的毡制帐幕），但北方游牧民的最高首领及其亲兵的宿营，不论平时或战时，也不论在常驻地区或途中临时歇夜，都有一定的形式和规定。通常都是单于（或可汗）的大帐幕居中，四周层层设防，一圈一圈地向外延伸，形成对单于帐幕的中心包围，戒备森严，任何人没有单于的命令和允许，不要说进这个大帐周围的禁区，就连禁区外围很远的地方，也都有巡逻的骑兵，一旦发现生人，立即逮捕，逃跑者被引弓发射，应弦而倒。所以想随便接近单于庭帐，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按圆圈设帐的形式，直到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仍旧如此。《蒙古秘史》称之为“圈子”，伊儿汗国的著名史学家拉施特丁的《史集》称之为“古列延”。其所以要这样宿营或居住，是因为它适应游牧生活的要求。游牧民族的特点之一，就是随时准备袭击别人（异部族），同时也防备别人的突然袭击。而“古列延”就是适应这种战斗生活的必须形式。

　　昭君出塞的服饰，史书也没有记载，宋代以后所绘的昭君出塞图，都是画家们的主观构想，画中昭君的装束模样，更多地类似元代蒙古族或清代满族贵族妇女。明代民歌中还说：“王昭君出汉宫，乔装打扮，不梳妆，不搽粉，就去和番。”^（3）这当然是当时劳动人民本于自己的朴素生活而对王昭君的一种想象。

　　在众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王昭君总是和琵琶形影相随。中国古代记载琵琶起源的音乐史资料中，也多将琵琶的起源与王昭君挂上钩。有人认为西汉时已有琵琶。据说它源于弦，俗称“秦汉子”，形制是圆形直项。西晋后中原已出现琵琶，则是没有疑问的。西晋傅玄在《琵琶赋序》中作过详细描述。琵琶在唐代被称为“秦琵琶”，由于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弹得最好，并被人画入图中，故秦琵琶又被称为“阮咸”，即今天“阮”的前身，这是第一类琵琶。第二类是曲项琵琶，琴体呈梨形，颈项后弯近直角，四弦。大约在4世纪后半叶由西域传入，盛行于北朝。今天的琵琶是以它为基础发展而成的。第三类叫五弦琵琶，其流行情况与曲项琵琶大体相同，但琴体略小，直项。宋代已不用^（4）。

　　然而，西汉时中原即或有了琵琶，昭君出塞时是否怀抱琵琶，也还难以定论。其实，昭君怀抱琵琶之说，是晋朝石崇给她加上的。石崇在《王明君辞》叙文中说：“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尔也。”可见琵琶与和亲公主发生关系是在乌孙公主出塞时的事，当时也未必是乌孙公主亲自弹琵琶，而只是令乐工们马上作乐。至于所谓昭君弹琵琶云云，不过是石崇的想当然。但是石崇这样想象也并非没有原因。晋朝琵琶广泛流行于歌妓之中，石崇府中的著名艺妓绿珠，便是以善弹琵琶歌舞而知名的。石崇宠爱绿珠，采集民间传说和民间歌唱昭君的民歌写成乐府歌词，用琵琶伴奏，并给昭君加上弹琵琶的细节让绿珠表演，这并非偶然^（5）。此后，隋朝虞世南编《北堂书钞》，又据石崇《明君辞》写了一篇《琵琶赋》。虞世南是著名的音乐史专家，他相信昭君抱琵琶出塞，当然具有权威性。甚至唐太宗李世民也在《咏琵琶》诗中说：“半月无双影，金花有四时。摧藏千里态，掩抑几重悲…”。此后昭君便被人视为琵琶演奏家，竟至后代一些善弹琵琶的伶人和乐师也被誉为“王昭君”。

　　关于王昭君与琵琶的关系，还有一则流行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说。据说昭君出塞之后，所用的琵琶坏了，交给当地工匠修理，当地工匠按照匈奴乐器的形制把它改小了一些。昭君见了笑道：“浑不似”（意为不大像）。于是一种汉族琵琶与匈奴乐器相结合的新乐器便产生了。这种乐器的名称便由昭君为之一笑而来，人们把它称之为“浑不似”、“胡拔思”、“虎拍四”、“火不思”等等。近年来，蒙古族音乐工作者从传统资料中挖掘并制造出这种传统的民间乐器“火不思”，并曾到北京专场演出，获得很大成功。

　　本来是乌孙公主的琵琶，后来竟被移植到了昭君身上，而少数民族的乐器“火不思”的来源，更被说成是起于昭君的一言一笑。这些于史无稽或张冠李戴的事，却流传千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昭君是一个受到人民欢迎、敬慕、钦佩的人物，人民愿意把美好的事物或动听的音乐都附会到她的身上。

 

五、昭君出塞以后

 

　　由于匈奴没有文字，故昭君出塞以后的事迹，匈奴人没有留下记载，在汉朝的史书中亦少有提及。但从大量的民间传说和历史遗迹来看，她在塞外和匈奴人的关系是融洽的，对汉匈经济文化交流也作出了不少贡献。首先是她对自己的政治使命履行得很认真，而且贯彻始终。她不仅安心在匈奴过着住穹庐、被毡裘，食畜肉、饮潘酪（牲畜乳汁）的游牧生活，而且于胡韩邪单与生了一个儿子。

　　呼韩邪死后，其大阏氏所生的长子雕陶莫皋继位，是为复株累单于。按照匈奴流行的收继婚（即“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昭君应该再嫁给复株累单于为妻。本来收继婚乃是原始群婚制的遗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是一种落后的现象，不值得赞扬。特别是从汉族的伦理观念来看，更是违背纲常名教的行为。所以昭君曾上书汉成帝（时元帝已死），请求归汉。但是收继婚又是匈奴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如果昭君违反它，那就不仅会给一般匈奴人造成一种不良印象，而且将给汉匈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因为昭君与单于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就是汉匈两族政治关系的反映。正是由于从汉匈和好的大局出发，所以汉成帝接到昭君求归的上书之后，便敕令她“从胡俗”^（6）可以想象，当昭君接到成帝的敕令时，思想上会掀起多么激烈的斗争。但是无论多么为难，无论多么委屈，昭君还是深深地理解到汉朝的这个旨意。为了汉匈友好的大局，她不惜打破汉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忍受“子蒸其母”的委屈，打消了归汉的念头，再一次作出牺牲，成全了汉匈两族的团结友好的大业。这对她个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从她这种行为的良好效果上，也可以看出她在初出塞时的纯正动机来。

　　从复株累单于方面来看，对待王昭君也是非常尊重和宠爱的。所以王昭君不但和他生了两个女儿，而且这两个女儿后来在匈奴也很有地位。复株累单于对于汉朝也一直是很友好的。他一继位，就派两个儿子入侍汉帝，后又多次遣使朝献。他本人也于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正月亲入长安，二月始归。复株累单于遵从呼韩邪单于的遗嘱，维护与汉朝的友好关系，自他以后的每一位单于继位，必遣名王奉献或遣侍子入朝，甚至亲自入朝，维持了汉匈友好的关系^（7）。这不能不说与王昭君“从胡俗”有关。

　　汉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复株累单于死，昭君和他生活11年之后从此寡居，此时约三十三、四岁。以后关于昭君的死年和死所，史无明文。仅唐代《王昭君变文》称，昭君死后，汉哀帝曾派使者杨少征前往吊祭。据此，昭君可能死于哀帝年间（公元前6-1年）。另外，王莽摄政（公元9-23年）以后，有关斡旋汉匈两族之间关系的活动，都是由昭君的大女儿云（名“云”）出面，可见王莽时王昭君已不在人世了。至于昭君死于何处，当以死于漠北的单于庭（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可能性较大。因为昭君出塞以后，史书从未提及她归汉之事。如果她晚年归汉，史书绝不会不载。例如西汉时出嫁乌孙的解忧公主，她晚年偕同孙子归汉，《汉书》就有记载。敦煌所藏《王昭君变文》记载，昭君死后，葬在青冢（今呼和浩特昭君墓）。昭君因思念故乡，死后葬于汉与匈奴交界处的呼和浩特草原，这种可能自然很大。

　　中国封建文人对昭君再嫁，往往从汉族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出发，有表示反对的，有斥为不贞的，也有表示同情的，更有人根本否定此事存在的真实性。清人陆次云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他虽对昭君出塞给予高度评价，但对再嫁一事却持否定态度，他说：“谓从呼韩邪之俗者，能有此哉！可不辩而明矣！然则汉史曷为有后阏氏之说？其有是说者，殆因成帝之敕，误以为奉诏。否则或为元帝解嘲附会以书之者也。”^（8）这种否定史实的说法，没有根据。

　　收继婚是一个涉及不同民族的婚姻习俗、婚姻制度和伦理观念的问题。而习俗、制度和观念都是历史上不断变化的规范，它调整着人们相互的行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人们一定行为准则形式中的反映。它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恩格斯说：“善与恶的观点，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直接矛盾的。”^（9）作为封建时代的妇女或文人，对收继婚各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这里只是觉得昭君能够深明大义，能够从祖国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不惜牺牲自己而去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一点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她的这种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品质，至今对于我们还有现实的启迪意义。

 

六、昭君亲属和后裔继续为汉匈友好贡献力量

 

　　王昭君出塞和亲，不但自己为汉匈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她的教育和影响下，她的子女、亲属和后裔也继续为汉匈友好贡献力量，成为汉匈关系史上一种值得注意和称颂的现象。

　　《汉书•匈奴传》说，昭君有两个侄儿，一名王歙（音吸），一名王飒（音萨）。王莽时二人皆封侯，王歙封和亲侯，王飒封归德侯。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派他二人出使匈奴。翌年又派王歙出使匈奴。更始二年（公元24年）更始帝刘玄又曾派王飒出使匈奴。一直到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刘秀还派王飒出使匈奴。从这些史料来看，昭君的两个侄儿为汉匈和平友好多次奔走，作出了很多贡献，而且他们的封国都不是取县邑之名，而是取与“和亲”有关的嘉名。这一对兄弟，自天凤元年至建武六年的十七年间，曾四次共同或分别荣任中原中央王朝出使匈奴的使节，这就充分说明王昭君及其亲属在当时的中原中央王朝（西汉末、新莽、更始及东汉）和汉匈民族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昭君出塞二年半，呼朝邪单于就死了，他与昭君生了一子名伊屠知牙师。伊屠知牙师原被封为右日逐王，后晋升为右谷蠡王（谷蠡音鹿黎）。昭君奉汉成帝诏令“从胡俗”之后，又与复株累单于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名云，后嫁给右骨都侯须卜当（须卜是姓氏，名当），遂被称为须卜居次（居次为匈奴语“公主”之义）。次女史失其名，后嫁给当于氏，遂被称为当于居次。云生有二子，长子名奢，后为大且渠（官名，且音沮），次子失名。昭君次女生一子，后被封为醯椟王（醯椟音兮独）。可见昭君的子女、外孙都在匈奴享有较高地位。

　　自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附汉至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执政，五六十年间，汉匈关系本来是十分友好的。但是到了王莽执政以后，这种友好关系逐渐被破坏，主要原因在于王莽推行了极端错误的对匈政策。首先，他违反宣帝、元帝时期汉与匈奴的约定，无理干涉匈奴内部事务，强迫匈奴不得接受乌孙、乌桓西域各“国”投降匈奴的人^（10）。其次，他把宣帝时颁给呼韩邪单于的黄金质“匈奴单于玺”索回，另发给乌珠留单于（呼韩邪单于子、复株累单于弟）“新匈奴单于章”（“新”是王莽篡汉后的国号），蓄意压低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第三，乌珠留单于本名囊智牙斯，王莽却要他改名为“知”，随后又把“匈奴单于”之号改称为“降奴服于”，显然带有歧视和污蔑匈奴民族的色彩。不仅如此，王莽还在篡汉建立“新”朝（公元9年）之后，企图通过武力树立威势，募兵三十万，遣十二大将同时并出，计谋进攻匈奴，划分匈奴居地为十五个部分，强立稽侯珊的子孙十五人俱为单于，以分散和削弱匈奴的势力^（11）。

　　王莽的上述错误政策，激起了匈奴的强烈不满，于是单于遍告左右部及诸边王入塞骚扰，杀死雁门、朔方太守、都尉，虏掠吏民、牲畜不可胜数，北方又重遭大害。由于汉匈和睦相处局面的破坏，大量北方人民被匈奴俘虏或惨遭死亡，中原官兵又须长期出屯边境守卫，吏士疲惫，数年之内，北方空虚，以致四野尸骨都无人埋殓^（12）。

　　在汉匈关系日益恶化、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昭君的长女须卜居次云和女婿右骨都侯须卜（当时为匈奴执政大臣）忧心忡忡，他们挺身而出，积极设法挽回危局。适值乌珠留单于死（公元13年），其弟舆应立。须卜当与云欲与汉恢复和亲，又素与右犁汙王咸友好，便越舆而立咸为乌累单于（舆与咸俱为乌珠留之弟）。乌累单于既立，云、当遂劝他与汉和亲。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曾杀死咸之子登于长安，咸对王莽极为怨恨。可以想到，云、当劝说咸与王莽“新”朝和亲是相当艰难的，但经过努力，最终仍取得成功。咸同意与“新”朝和亲。公元14年（天风元年），云、当派人到西河塞（今内蒙古准噶尔旗）下，要求会见和亲侯王歙。王莽因命王歙和他的弟弟王飒出使匈奴，贺单于初立，并赐黄金、衣被、缯帛^（13）。由于云、当和歙、飒的和平努力，公元15年（天风二年）王莽复遣王歙与五威将王咸等送还前所斩匈奴侍子登的尸体。单于遣云、当的儿子大且渠奢（大且渠是官号，奢是名）至塞上迎接。这说明双方都很郑重。公元18年（天凤五年）乌累单于死，呼都而尸道皋单于立，他是呼韩邪之子，昭君长子伊屠智牙师的异母兄，按匈奴单于继位的习惯，他应晋封伊屠智牙师为左贤王（即单于储副），将来死后传位于其弟，由伊屠智牙师继任单于。但呼都而尸道皋为了将来传位于其子，竟然把伊屠智牙师杀掉。云、当在这种紧要关头，为了再一次争取汉匈关系的和好，忍着失去兄长的悲痛和怨恨，仍请单于遣大且渠奢与昭君次女（当于居次）的儿子醯椟王奉献至长安。但是王莽却借此机会佯遣和亲侯歙与云、当之子奢等俱至塞下与表姐云、表姐夫当相会，暗中布署兵力，将云、当劫持到长安，只有云、当的小男（小儿子）逃归匈奴。王莽劫持云、当到长安后，便强立当为须卜单于，并想派大兵护送他回匈奴去当单于。王莽分裂匈奴的用心是险恶的，他不但陷云、当于被单于误会的危险处境，而且欺骗王歙出面，使他也处于尴尬的地位。这种蛮横做法，当然激起匈奴的愤恨，遂又大入北方抄掠。在王莽阴谋劫持云、当之前，大司马严尤曾劝谏王莽不要这样做，他说：“当（须卜当）在匈奴右部（匈奴西部地区），兵不侵边，……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当（须卜当）置长安槀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14）可是王莽不听，在昭君的子女、亲属等人的居中斡旋及单于的努力下，汉匈关系曾几次出现过一线光明，但是由于王莽顽固执行对匈奴的错误政策，如再次贬贱“匈奴”之号为“恭奴”，“单于”为“善于”，甚至劫持云、当等人。“其后王莽复欺诈单于，和亲遂绝”^（15）。由于王莽一意孤行，不但在内政上连连失策，导致他的政权迅速被农民起义所推翻，而且也严重破坏了汉匈友好关系。云、当对汉匈关系的弥合虽然没有成功，但也尽了最大努力。所幸当时在两大民族边境陈兵数十万，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急形势下，大战却终于没有发生，双方使节仍往来不断，这其中，王昭君的子女、亲属发挥的作用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也与汉匈之间数十年亲密友好的关系分不开。

须卜当被劫持长安之后三年（地皇二年，公元21年）就病死了。王莽以庶女妻后安公奢（奢原封后安侯，现进爵为公）。又过了两年，云与其子奢也相继死去。时在农民起义军攻破长安、王莽“新”朝覆灭之时。可以说，昭君的长女云、女婿当二人是为缓和汉匈关系而献出生命的，对此王莽难辞其咎。

　　公元23年王莽被杀后，更始帝刘玄即皇帝位，改元“更始”。当时汉匈关系仍很紧张，匈奴不断侵扰汉朝北部边郡。更始二年（公元24年），更始帝乃遣王飒出使匈奴，送还死在长安的云、当遗体及其在长安的遗属的亲属、贵人、随从，并送还宣帝时颁给呼韩邪的旧制印绶，希望改善由王莽造成的汉匈间的不正常关系。但这时呼都而尸道皋单于很踞傲，王飒这次出使未能成功。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匈奴与地方势力卢芳勾结，寇边不息。这时刘秀已自立为帝（汉光武帝），建立了东汉王朝，改元“建武”。他在建国不久即命王飒出使匈奴，以修旧好，可见他对昭君侄子身份的重视。这次匈奴虽亦遣使奉献，但这时的汉匈实力对比已经发生变化。自呼韩邪附汉以来，匈奴内部安定，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提高，实力大为强盛。而匈奴统治集团内部，以王昭君的儿子、女儿、女婿、外孙为代表的亲汉力量大大削弱，主张掠夺侵扰汉朝的奴隶主势力重新抬头。在中原方面，则因自汉末开始，政局已呈混乱，国力衰竭，而东汉也政权初建，国力不强。面对这种强弱易势的局面，王昭君的亲属及其后裔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王莽对匈奴的错误政策固然是造成汉匈友好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可是如果不从匈奴社会的阶级根源及汉匈力量的对比去分析、探讨，那么也是难于理解后来更始帝和光武帝虽然努力纠正王莽时对匈奴的错误政策并采取补救措施，主动争取恢复汉匈友好关系，但仍没有收到效果的真实原因。

　　王昭君的亲属及其后裔最终未能把业已破裂的汉匈关系重新恢复过来，但他们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因为自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到公元30年王飒出使匈奴，前后六十余年中，匈奴和西汉、王莽、更始、东汉政权的交涉，大多是通过昭君的家族或亲属的关系来进行的。王昭君及她的侄儿、儿子、女儿、女婿、外孙、曾孙三代共十余人，都致力于汉匈友好，有的甚至因此而献出生命。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昭君出塞在汉匈关系中地位的重要及其影响的深远。一家三代、包括亲戚在内，在长达六十多年中，孜孜不倦地为两个曾经长期对抗的强大民族的和平友好事业而献身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正如已故的史学界老前辈翦伯赞先生所说：“王昭君在过去的史学家眼中是一个渺小人物，在现在史学家眼中还是一个渺小人物，然而在这个渺小人物身上，却反映出西汉末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民族关系的这个侧面。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一世纪下半期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历史。”^（16）如果把眼光再向下延伸，我们可以说，从王昭君及其子女、亲属、后裔的身上，还可以看出公元前一世纪下半期到公元一世纪上半期一百多年间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历史。

 

七、昭君出塞的意义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有一个重要原则，即“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也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构成的”。⁽¹⁷⁾“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¹⁸⁾ 诚然，昭君的出塞及其成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这丝毫也不减少昭君这个人物的个人作用。她作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不平凡的人物，理应得到公正的评价。概括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昭君是历史上众多的和亲女子中第一位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使她在自请和亲的动机及出塞后的表现上，与贵族妇女有着明显的区别。她的自请出塞具有冲出宫禁、摆脱束缚，追求自己新的生活的进步的意义。

　　第二，昭君出塞是西汉宣帝、元帝时期汉匈关系业已由战争转向和平、由敌对转向友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的重要标志。因此，把昭君称为民族友好的使者是当之无愧的，昭君本人对出塞和亲的政治意义也有一定的认识。她的出塞受到汉匈双方的一致欢迎和后人的赞扬，被视为“和平的象征”。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昭君出塞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民族间的友好往来；有利于中原的文化进一步向漠北地区传播；有利于扩大汉匈两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进一步消除汉匈两族的隔阂，为其后汉匈的民族融合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因而昭君出塞代表着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

　　第三，昭君深知出塞是一条充满艰难曲折的道路，面临着许多困难，但她仍毅然决然地请求前往，体现了她的勇敢和魄力，体现了她把个人命运与祖国需要联系起来，自觉为民族友好而献身的奉献精神。她出塞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她出塞后以实际行动维护和巩固了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她忍受个人委屈而“从胡俗”再嫁，顾全了大局，她的种种言行在汉匈人民中播下了友谊的种子。王昭君可说是历史上和亲成功的典范。

　　第四，由于汉匈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制衡和双方统治者采取的明智政策，加以王昭君个人所做的种种努力，致使汉匈之间，上承二十年的停战、下开六十年的和平局面得以维持和发展，造福于两族人民，使中国北方广大地区有了一个繁荣的时机，其时间之长，贡献之巨，影响之远，在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昭君死后，其子女、亲属、后裔为民族友好继续贡献力量，也是十分感人的。由于王昭君对汉匈两族人民团结友好作出了贡献，她理所当然地成为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人民心目中的巾帼英雄，千百年来被传颂、甚至被神化，直到今天仍然受到人民的赞扬。这样的和亲人物，恐怕历史上只有王昭君一个而已。

　　第五，王昭君的故事本身，包含着丰富的传奇色彩和戏剧性，吸引着从古到今文人墨客的视线。她的美貌，她的命运，她的高尚品质，她的独立人格，她的复杂心理和艰难处境，她在当时和后代的巨大影响等等，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代又一代文学家、艺术家们发掘不尽的“源泉”。所以几千年来，围绕着王昭君的诗词、戏剧、小说、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电视等作品，连绵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女子能够受到如此众多的文学家、艺术家长期不变的倾心和青睐。总之，王昭君在中国的政治史、民族关系史、文学艺术史以及民间口头文学中，一直是一个享有特殊尊荣的人物，因此对她进行全面研究和正确评价，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的今天，正确理解和评价王昭君，对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平等、民族友好、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任何贬低昭君、歪曲昭君（更不用说污蔑昭君）的论调，都是不足取的，同时也是不会被各族人民群众接受的。  

 

 参考文献：

 

(1).参阅《汉书•匈奴传》、《后汉书 •耿夔传》、《西域传》。

(2).《淮南子 •原道训》。

(3).《词林一枝•时尚急催玉•王昭君》。

(4).以上参阅《光明日报》1983年7月16日冯慈文。

(5).见《乐府诗集•王明君辞 》题解。

(6).参阅《汉书•南匈奴传》。

(7).参阅《汉书•南匈奴传》。

(8).陆次云：《北墅绪言•明妃辞》。

(9).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三卷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见汉书•匈奴传》。

(11).见《汉书 •王莽传》。

(12).见《汉书•匈奴传》。

(13).《 汉书•匈奴传》。

(14).《汉书•王莽传》。槀街：汉朝都城接待少数民族的招待所在槀街。

(15).以上参阅《汉书•匈奴传》及《西城传》、《王莽传》。

(16).翦伯赞《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光明日报》1961年2月5日。

(17).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6页。

(18).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续完）

 

　　　（本文作者均系内蒙古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