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禄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始终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并把它形象地称为一大“法宝”。我们党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并发展了人民政协这一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乌兰夫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壮大，为人民政协的诞生和工作推进，为党的统战理论和人民政协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之际，重温乌兰夫有关统战工作、人民政协事业的重要论述和光辉业绩，对于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推进人民政协事业的更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革命战争年代，乌兰夫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党的统一战线发展和人民政协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

　　乌兰夫早在1923年12月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夏他从苏联回到内蒙古，在广泛动员组织各族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同时，主动接触民族和宗教界人士，向他们宣传党的正确主张，扩大党的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乌兰夫一方面加快筹建蒙古族抗日武装，一方面积极做好蒙古族爱国官兵的工作。在乌兰夫等共产党人的策动下，蒙政会保安队1936年2月在草原重镇百灵庙举行武装暴动，打响了蒙古族武装抗日的枪声，被毛主席誉为“可贵的草原抗日第一枪”。

　　抗战初期，这支部队扩编成新三师。乌兰夫坚持贯彻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坚持不懈地在新三师开展政治工作和统战工作。1938年5月，乌兰夫还赴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当面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在以乌兰夫为书记的新三师地下党委努力下，这支部队实际成为我们党掌握下的抗日武装，在鄂尔多斯高原坚持抗战，为抵御日寇侵略和保卫陕甘宁边区北大门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8月，乌兰夫到达延安，先后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各民族团结抗战和培养民族干部付出极大心血。1945年乌兰夫出席了党的七大，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党的七大闭幕后，乌兰夫重返内蒙古工作。面对抗战胜利后各种势力激烈尖锐的斗争和错综复杂的形势，乌兰夫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主张，使之既作为我们党领导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团体，又作为自治政权成立前的过渡性政权。经党中央批准，1945年11月乌兰夫在张家口主持召开了由内蒙古各民族、各阶层代表参加的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执委会和常委会主席。

　　1946年4月，乌兰夫又在承德主持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自治政府双方代表参加的联合会议（史称“四三”会议）。经过耐心的说服和艰苦的谈判，终于使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同意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东蒙古自治政府随之撤销，内蒙古东西部长期分割的历史至此结束。

　　在内蒙古东部解放区不断巩固和扩大的基础上，1947年4月23日至5月1日，乌兰夫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主持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史称“五一”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1名委员组成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和由121名参议员（其中11名驻会参议员）组成的临时参议会，乌兰夫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内蒙古自治区的诞生，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创举，为在我国实施民族区域制度提供了范例。毛主席、朱总司令在贺电中称赞内蒙古“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对内蒙古临时参议会，乌兰夫曾评价道：“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的组织采取了参议会的形式，这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参议会在内蒙古历史上曾起过团结、联系与发动各族各界人民群众参加民族区域自治的作用，对敌人的离间破坏活动给了沉重的打击” [1]。设立临时参议会，是乌兰夫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一个创举，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协的最早前身。        

　　在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全国各族各界人士积极响应。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今北京）召开，全国各党派、团体、民族、华侨等界的134名代表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  

　　乌兰夫作为国内少数民族代表出席会议，并当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工作。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在地区代表团中，会议将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与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解放区代表团并列，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名称的由来。乌兰夫作为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参加了这一创建新中国的盛会，并当选为会议主席团常务委员。9月24日，乌兰夫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在大会上发言，他深情地说：“只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始至终是内蒙古各民族人民最好的朋友和领导者。他们承认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并给各民族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这就是中国各民族必须团结一致，共求解放。”发言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实施是完全正确的，并已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现在，这一不仅适合于蒙古民族，而且完全适合于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经过总结，已经成为我们必须共同遵守的纲领了。”乌兰夫坚定地表示：“内蒙古人民决心以最大的努力，与全国各革命阶级、民主党派、各民族、国外华侨一道，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并使内蒙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提高与发展起来。” [2]会上，乌兰夫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乌兰夫为人民政协创立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乌兰夫坚持实事求是路线，为内蒙古统战政协工作谱写光辉篇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乌兰夫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民委主任等重要领导职务的同时，长期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使全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的局面不断巩固和发展，上世纪50年代曾被周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乌兰夫对内蒙古统战、政协工作始终高度重视，曾深刻指出：“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内蒙古自治区来说，是有其特殊重要意义的”，“内蒙古是个多民族的地区，西部地区又是和平解放的，民族上层人士、起义人员和喇嘛比较多，还有相当数量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以及过去的王公。团结使用这些人，教育改造这些人，利于顺利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经济文化建设，解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 [3]。

　　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各项工作中，乌兰夫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内蒙古的实际结合起来。乌兰夫针对牧区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畜群基本游牧的特点，对牧区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和“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时间要长”的方针，既废除了封建特权制度，又促进了牧区稳定和畜牧业发展。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和其他方面的统战人士，乌兰夫提出“包下来，包到底，安排使用，教育改造”的方针，政治上给予适当安排，工作上给予多方帮助，生活上给予必要照顾，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建设者。在宗教问题上，坚决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引导宗教特别是喇嘛教（藏传佛教）同社会主义相适应，用和平的方法废除了召庙的封建特权，积极稳妥地进行宗教民主改革，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从而使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团结合作，和睦相处，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1954年3月，经中央批准，绥远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合并，撤销绥远省建制。同时在内蒙古临时参议会和绥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协商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加强与各族各界的联系，协助政府贯彻政策法令，推动中心工作，组织领导各界民主人士进行思想改造，指导协助各级协商机关工作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55年2月，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首府呼和浩特隆重召开，乌兰夫在开幕式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政协是联系我区各族各界人民建设自治区的桥梁和纽带”，并提出了自治区政协的五项重点工作：     （1）团结和动员各族各界人民，积极参加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2）协助国家机关，组织社会力量，协调社会生活中各阶级间相互关系，增进各民族间的团结；（3）协商自治区各项重大问题；（4）帮助和指导建立自治区各级地方政协委员会，并指导政协工作；（5）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进行思想改造。[4]。

　　自治区政协正式成立后，在自治区党委的直接领导和全国政协的指导下，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进行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在自治区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65年5月，自治区三届政协一次会议召开，乌兰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统一战线、民族、宗教政策问题的报告》，并当选为自治区三届政协主席。乌兰夫在会议闭幕词中，殷切希望各位委员回去后，积极投身三大革命运动，加强自我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6年初，为做好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乌兰夫总结自治区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概括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的三个基础”：一是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把党建设好，巩固与发展政治基础；二是搞好经济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农牧林结合，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各有重点的方针，巩固与发展经济基础；三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巩固与发展文化基础。[5]这一实施民族区域制度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宝贵总结，至今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

　　在“文革”结束后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乌兰夫拨乱反正开拓创新，为我国统战、政协工作的恢复和更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乌兰夫受到残酷迫害，但他坚持真理，百折不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粉碎“四人帮”不久，1977年5月乌兰夫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统战部部长。面对党的统战和政协工作在十年浩劫中受到严重摧残的局面，乌兰夫认真贯彻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全面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大力恢复、发展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适应党的工作重心改革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乌兰夫勇于开拓创新，不断开创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发展的新局面。

　　乌兰夫认真抓好党的各项统战政策落实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中央统战部经过大量艰苦的调查研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有错必纠的原则，报中央批准，摘除了强加给统战、民族、宗教等工作部门“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和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认真开展了为右派摘帽和改正工作，妥善处理和解决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积极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从原86万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属于劳动者范畴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70万人，极大地调动了原工商业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乌兰夫极为重视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工作。1977年5月，他亲自主持草拟报告，向党中央建议恢复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活动。中央批准后，他多次邀请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充分肯定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功绩和积极作用，讨论恢复活动和开展工作的有关问题。1978年8月，乌兰夫在一次座谈会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毛主席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团结合作，共同奋斗，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这样，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就能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6]。1979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分别召开了中断十多年的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方针和任务，全面恢复活动并大力开展工作，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77年下半年起，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乌兰夫参加了第五届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在研究政协章程修改时，有的同志受“左”倾思想束缚，主张政协组织应限制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乌兰夫观点鲜明，充分肯定人民政协的积极作用，坚决主张政协应有较大的发展。在筹备第五届全国政协期间，乌兰夫夜以继日地工作，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就人事安排等事宜进行反复认真的酝酿和协商。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是在全国政协停止活动十年之后召开的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和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共同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对于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上，乌兰夫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9年9月，党中央召开了第14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前，乌兰夫亲自带队深入到全国一些地方调研，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条件。他在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全面阐述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性质、任务、方针和基本政策，强调指出：“在现阶段我国进入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和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担任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7]1980年9月，乌兰夫在全国统战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统战任务是繁重的，统一战线不但过去是三大法宝之一，现在仍然是个法宝。……统一战线不是可以削弱，而是要大大加强，范围不是缩小了，而是要扩大。因此，中央一再强调用更大的努力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要加强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工作。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都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要创造各种条件，进一步活跃这些组织的工作。要认真贯彻对党外人士的安排使用政策，搞好党和非党的合作共事关系。”[8]这些论述，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始终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并把它形象地称为一大“法宝”。我们党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并发展了人民政协这一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乌兰夫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壮大，为人民政协的诞生和工作推进，为党的统战理论和人民政协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之际，重温乌兰夫有关统战工作、人民政协事业的重要论述和光辉业绩，对于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推进人民政协事业的更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革命战争年代，乌兰夫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党的统一战线发展和人民政协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

　　乌兰夫早在1923年12月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夏他从苏联回到内蒙古，在广泛动员组织各族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同时，主动接触民族和宗教界人士，向他们宣传党的正确主张，扩大党的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乌兰夫一方面加快筹建蒙古族抗日武装，一方面积极做好蒙古族爱国官兵的工作。在乌兰夫等共产党人的策动下，蒙政会保安队1936年2月在草原重镇百灵庙举行武装暴动，打响了蒙古族武装抗日的枪声，被毛主席誉为“可贵的草原抗日第一枪”。

　　抗战初期，这支部队扩编成新三师。乌兰夫坚持贯彻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坚持不懈地在新三师开展政治工作和统战工作。1938年5月，乌兰夫还赴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当面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在以乌兰夫为书记的新三师地下党委努力下，这支部队实际成为我们党掌握下的抗日武装，在鄂尔多斯高原坚持抗战，为抵御日寇侵略和保卫陕甘宁边区北大门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8月，乌兰夫到达延安，先后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各民族团结抗战和培养民族干部付出极大心血。1945年乌兰夫出席了党的七大，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党的七大闭幕后，乌兰夫重返内蒙古工作。面对抗战胜利后各种势力激烈尖锐的斗争和错综复杂的形势，乌兰夫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主张，使之既作为我们党领导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团体，又作为自治政权成立前的过渡性政权。经党中央批准，1945年11月乌兰夫在张家口主持召开了由内蒙古各民族、各阶层代表参加的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执委会和常委会主席。

　　1946年4月，乌兰夫又在承德主持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自治政府双方代表参加的联合会议（史称“四三”会议）。经过耐心的说服和艰苦的谈判，终于使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同意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东蒙古自治政府随之撤销，内蒙古东西部长期分割的历史至此结束。

　　在内蒙古东部解放区不断巩固和扩大的基础上，1947年4月23日至5月1日，乌兰夫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主持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史称“五一”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1名委员组成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和由121名参议员（其中11名驻会参议员）组成的临时参议会，乌兰夫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内蒙古自治区的诞生，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创举，为在我国实施民族区域制度提供了范例。毛主席、朱总司令在贺电中称赞内蒙古“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对内蒙古临时参议会，乌兰夫曾评价道：“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的组织采取了参议会的形式，这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参议会在内蒙古历史上曾起过团结、联系与发动各族各界人民群众参加民族区域自治的作用，对敌人的离间破坏活动给了沉重的打击” [1]。设立临时参议会，是乌兰夫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一个创举，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协的最早前身。        

　　在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全国各族各界人士积极响应。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今北京）召开，全国各党派、团体、民族、华侨等界的134名代表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  

　　乌兰夫作为国内少数民族代表出席会议，并当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工作。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在地区代表团中，会议将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与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解放区代表团并列，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名称的由来。乌兰夫作为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参加了这一创建新中国的盛会，并当选为会议主席团常务委员。9月24日，乌兰夫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在大会上发言，他深情地说：“只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始至终是内蒙古各民族人民最好的朋友和领导者。他们承认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并给各民族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这就是中国各民族必须团结一致，共求解放。”发言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实施是完全正确的，并已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现在，这一不仅适合于蒙古民族，而且完全适合于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经过总结，已经成为我们必须共同遵守的纲领了。”乌兰夫坚定地表示：“内蒙古人民决心以最大的努力，与全国各革命阶级、民主党派、各民族、国外华侨一道，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并使内蒙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提高与发展起来。” [2]会上，乌兰夫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乌兰夫为人民政协创立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乌兰夫坚持实事求是路线，为内蒙古统战政协工作谱写光辉篇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乌兰夫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民委主任等重要领导职务的同时，长期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使全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的局面不断巩固和发展，上世纪50年代曾被周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乌兰夫对内蒙古统战、政协工作始终高度重视，曾深刻指出：“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内蒙古自治区来说，是有其特殊重要意义的”，“内蒙古是个多民族的地区，西部地区又是和平解放的，民族上层人士、起义人员和喇嘛比较多，还有相当数量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以及过去的王公。团结使用这些人，教育改造这些人，利于顺利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经济文化建设，解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 [3]。

　　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各项工作中，乌兰夫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内蒙古的实际结合起来。乌兰夫针对牧区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畜群基本游牧的特点，对牧区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和“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时间要长”的方针，既废除了封建特权制度，又促进了牧区稳定和畜牧业发展。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和其他方面的统战人士，乌兰夫提出“包下来，包到底，安排使用，教育改造”的方针，政治上给予适当安排，工作上给予多方帮助，生活上给予必要照顾，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建设者。在宗教问题上，坚决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引导宗教特别是喇嘛教（藏传佛教）同社会主义相适应，用和平的方法废除了召庙的封建特权，积极稳妥地进行宗教民主改革，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从而使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团结合作，和睦相处，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1954年3月，经中央批准，绥远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合并，撤销绥远省建制。同时在内蒙古临时参议会和绥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协商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加强与各族各界的联系，协助政府贯彻政策法令，推动中心工作，组织领导各界民主人士进行思想改造，指导协助各级协商机关工作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55年2月，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首府呼和浩特隆重召开，乌兰夫在开幕式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政协是联系我区各族各界人民建设自治区的桥梁和纽带”，并提出了自治区政协的五项重点工作：

　　（1）团结和动员各族各界人民，积极参加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2）协助国家机关，组织社会力量，协调社会生活中各阶级间相互关系，增进各民族间的团结；（3）协商自治区各项重大问题；（4）帮助和指导建立自治区各级地方政协委员会，并指导政协工作；（5）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进行思想改造。[4]。

　　自治区政协正式成立后，在自治区党委的直接领导和全国政协的指导下，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进行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在自治区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65年5月，自治区三届政协一次会议召开，乌兰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统一战线、民族、宗教政策问题的报告》，并当选为自治区三届政协主席。乌兰夫在会议闭幕词中，殷切希望各位委员回去后，积极投身三大革命运动，加强自我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6年初，为做好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乌兰夫总结自治区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概括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的三个基础”：一是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把党建设好，巩固与发展政治基础；二是搞好经济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农牧林结合，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各有重点的方针，巩固与发展经济基础；三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巩固与发展文化基础。[5]这一实施民族区域制度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宝贵总结，至今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

　　在“文革”结束后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乌兰夫拨乱反正开拓创新，为我国统战、政协工作的恢复和更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乌兰夫受到残酷迫害，但他坚持真理，百折不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粉碎“四人帮”不久，1977年5月乌兰夫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统战部部长。面对党的统战和政协工作在十年浩劫中受到严重摧残的局面，乌兰夫认真贯彻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全面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大力恢复、发展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适应党的工作重心改革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乌兰夫勇于开拓创新，不断开创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发展的新局面。

　　乌兰夫认真抓好党的各项统战政策落实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中央统战部经过大量艰苦的调查研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有错必纠的原则，报中央批准，摘除了强加给统战、民族、宗教等工作部门“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和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认真开展了为右派摘帽和改正工作，妥善处理和解决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积极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从原86万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属于劳动者范畴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70万人，极大地调动了原工商业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乌兰夫极为重视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工作。1977年5月，他亲自主持草拟报告，向党中央建议恢复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活动。中央批准后，他多次邀请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充分肯定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功绩和积极作用，讨论恢复活动和开展工作的有关问题。1978年8月，乌兰夫在一次座谈会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毛主席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团结合作，共同奋斗，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这样，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就能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6]。1979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分别召开了中断十多年的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方针和任务，全面恢复活动并大力开展工作，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77年下半年起，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乌兰夫参加了第五届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在研究政协章程修改时，有的同志受“左”倾思想束缚，主张政协组织应限制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乌兰夫观点鲜明，充分肯定人民政协的积极作用，坚决主张政协应有较大的发展。在筹备第五届全国政协期间，乌兰夫夜以继日地工作，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就人事安排等事宜进行反复认真的酝酿和协商。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是在全国政协停止活动十年之后召开的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和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共同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对于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上，乌兰夫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9年9月，党中央召开了第14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前，乌兰夫亲自带队深入到全国一些地方调研，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条件。他在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全面阐述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性质、任务、方针和基本政策，强调指出：“在现阶段我国进入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和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担任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7]1980年9月，乌兰夫在全国统战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统战任务是繁重的，统一战线不但过去是三大法宝之一，现在仍然是个法宝。……统一战线不是可以削弱，而是要大大加强，范围不是缩小了，而是要扩大。因此，中央一再强调用更大的努力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要加强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工作。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都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要创造各种条件，进一步活跃这些组织的工作。要认真贯彻对党外人士的安排使用政策，搞好党和非党的合作共事关系。”[8]这些论述，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