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适合发展农、牧业生产，盛产小麦、莜麦、玉米、谷子、黍、马铃薯、胡麻等，畜牧业以牛、马、绵羊、山羊为主。优越的自然条件，为迁徙到这里的敕勒人提供了发展农牧业的基础。所以数年之后，乘高车、逐水草而居的敕勒人才能畜牧蕃息，“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而且也“渐知粒食”，学会农耕了。

　　另外，从《敕勒歌》的两位吟唱者来看，斛律金是出生、成长在朔州的敕勒人。北魏的朔州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这里是敕勒川的中心地区之一，辽金元时因建有丰州城而被称为丰州滩，明代时蒙古土默特部迁徙至此，又称土默川，即今呼和浩特平原。斛律金虽然南征北战一生，但对故乡的感情非常深厚，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吟唱故乡的民歌，不但是人之常情，而且可以鼓舞士气。

   《敕勒歌》的另一位吟唱者高欢，故乡也在土默川。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祖籍渤海蓨(今河北省景县)，但从其六世祖起便世居于怀朔镇，即今内蒙古包头市东北。他生于斯长于斯，应该是地地道道的怀朔人。怀朔在土默川平原西北部，土默川当然是高欢的故乡。《敕勒歌》广泛流传于敕勒川地区的敕勒、鲜卑、汉族人民中间，高欢也一定会唱，并且非常喜欢。人之将死，最念及乡音，离开故乡几十年在外征战的高欢，在病入膏肓之际，自知难以再回到故乡，若能听到自己熟悉的乡音也好，于是在弥留之际，让斛律金唱起自己家乡的歌，自己也流着眼泪“和之”，这是多么深挚动人的思乡之情！同时，因为高欢的士兵们大多是敕勒川人，大家一起唱起故乡的民歌，自然可以起到激励作用。

    我们认为，概括地说，敕勒川是指阴山两麓、黄河两岸的平原地区。其核心地带是前、后河套平原，大致包括现行行政区划中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全境，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部分地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等地区。在上述核心区的外围，包括山西、陕西、河北、宁夏等省区北部一些地区，在历史上、文化上也与敕勒川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敕 勒 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至今已经整整流传了约1500年，无论何时读来，都朗朗上口，令人回味无穷。它能够流传久远，魅力何在？

    首先是平中见奇，真情贯注。诗的开头两句写“地”，“敕勒川，阴山下”，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壮阔、雄伟。阴山是绵亘塞外的大山，气势磅礴、雄伟无比。就具体的地理位置而言，这样说未免有些含糊，但作为诗的形象，一开始就呈现出强大的气势和力量。

    接着两句写“天”,“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敕勒族人用自己生活中的居所“穹庐”作比喻，说天空如毡制的圆顶大帐篷，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蓝天磅礴的气势、茫茫大地的空阔无边。宽阔的草原上,极目远眺,自然会产生天空浑圆如盖的感觉,这种景象只有在大草原或大海上才能感觉到。“穹庐”不但比喻贴切,而且意境极为高远,蓝蓝的天空,广袤的草原,人在其中的胸怀开阔、自由奔放都表现出来了。

    最后三句写“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一幅壮阔无比、生机勃勃的草原全景图。苍茫辽阔的天空下,一望无垠的茫茫大草原上,一阵风儿吹弯了牧草,隐隐约约显露出成群的牛羊，多么形象生动地写出了这里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景象。末句出人意料，平淡中见奇崛，王国维说：“出乎其外，故有事致”。虽然写平常之景，但却出其不意，令人惊喜雀跃，引人深思和感慨。经过前面的步步铺陈烘托，这一句便使全诗达到出神入化的意境。

“低”字写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意、意外之妙。实际上是把高远与眼前对比，写出一种心理效应。作者善于系风捕影，求物之妙，自然成文，读来言有尽而意无穷。“风吹草低见牛羊”是画龙点睛的一笔，我们看到在苍苍茫茫的天地之间，风吹拂着丰茂的草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露出遍地散布的牛群和羊群。画面开阔无比，而又充满动感，弥漫着活力。全诗主要用白描手法，即使用比喻，也是牧民熟悉的穹庐，显得平实、朴素。诗的前六句写平川,写大山，写天空,写四野,涵盖上下四方,意境极其阔大恢宏。但是，诗人的描写全从宏观着眼，作总体的静态的勾画,没有什么具体描绘，使人不免有些空洞沉闷的感觉。但当读到末句“风吹草低见牛羊”,境界便顿然改观。由静态转为动态，由表苍一色变为多彩多姿，整个草原充满勃勃生机,连那穹庐似的天空

也为之生色。因此,人们把这最后一句称为点睛之笔,对于“吹”、“低”、“见”三个动词的主动者“风”字,备加欣赏。

    诗中并没有直接写“人”，但是人的感情却贯注全诗。这种感情就是牧民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水草丰盛的生存环境的喜悦、对自己劳动成果、牛羊遍布的自豪。诗人巧妙地把“地”、“天”、“景”、“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给我们超然物外的独特感觉；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读完全诗，读者一定会想象着那遍布草原的牛羊的主人——勇敢豪爽的敕勒人。是他们给苍茫大地带来了蓬勃生机，带来了美的意蕴。在诗中，我们不但感受了大自然的壮阔，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牧人们宽广的胸怀和豪迈的性格。

    第二是浓郁的民族色彩和地域特色。

    这首歌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的色彩，具有浓郁的草原地域气息。全诗寥寥二十余字，就生动展现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壮丽图景，同时也反映出敕勒牧民豪迈自强的性格。这种具有特殊风格的诗歌，如非出自身临其境、长期体验游牧生活的牧民之口，恐怕不易达到这样清新、朴素的精神境界。它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一千多年后的敕勒川、土默川，正如当地“爬山调”所唱：“大青山来乌格拉拉山，海海漫漫土默川”，二者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敕勒族人用穹庐来比喻草原的天空，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色讴歌赞美，这样的审美情趣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穹庐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居室，牛羊和牧草是他们的衣食来源，对于这些与他们的生活和命运相关的事物，他们有着极深极厚的感情。他们讴歌草原，讴歌牛羊，就是赞美家乡，赞美生活。这首诗具有游牧民族民歌所特有的明朗、豪爽的风格，境界开阔，音调雄壮，语言明白如话，艺术概括力极强。宋代诗人黄庭坚说这首民歌的作者“仓卒之间，语奇如此，盖率意道事实耳”（《山谷题跋》卷七）。因为作者对草原牧民生活非常熟悉，所以能一下抓住特点，不必用力雕饰，艺术效果就很好。

    第三是刚健、雄浑的风格。这首诗以其独有的雄浑壮阔、刚健豪迈的风格，成为我国古代草原诗篇的代表作，并影响到唐代及其以后的诗歌。

    南北朝民歌具有显著的差异，前者轻艳绮丽,委婉缠绵，一如江南少女，多情而温柔；后者粗犷雄放，刚劲有力，恰似塞北健儿，勇悍率真，豪爽坦直。若用西洋美学概念来表示，前者属于“柔美”的类型，后者则更具“壮美”的倾向。这种审美趣味上的差异，是和民族、地域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

    第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使它魅力无穷。

   《敕勒歌》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这首1500多年前的民歌，古朴自然、不事雕琢、浑然天成，而又大气雄浑、粗犷劲健，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留下来的最古老的诗篇之一。这首诗以凝练朴素的语言、质朴真切的情感，描绘了敕勒川草原(今土默川一带)的苍莽辽阔、水草丰美、牛羊肥壮。诗中的天、地，山、川，牛、羊，构成了一幅塞上草原的风景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而人是融入大自然中的。

    金末元初的著名诗人元好问，曾盛赞《敕勒歌》云：“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敕勒歌》不仅在中华大地千古传唱，也流传到国外，甚至编入日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不断得到新的东西，也不断失去原有的东西。因而，就像成年人经常回顾童年的欢乐，生活在发达的文明中的人们，常常会羡慕原始文明的情调，更加企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敕勒歌》在现代的中国民众中，也受到热烈的赞美，原因就在于此吧?

最后谈一下《敕勒歌》的异文问题。

    现代一般读者所接受的《敕勒歌》，基本是以《乐府诗集》和《古诗纪》为根据的。启功先生在他早年所写的《池塘春草，敕勒牛羊》一文中说:“‘野’韵句式为三三四。而‘羊’韵句式则为三三七，读之似欠匀称。”他进而推测:“‘庐’字、‘笼’字有一衍文，或其一为急读之衬字”，原因是“三三七字，为民间歌谣习用之句式”。先生又引了明代胡应麟《诗薮》中引此诗即无“笼”字的例子（见该书内编卷三），说明在明代已有《敕勒歌》的另一个版本，从而比较郑重地提出了《敕勒歌》的异文问题。然而，治学谨严的启功先生，面对这条十分重要的材料，并没有轻从擅援，他认为:“譬之比事决狱，必其众证纷陈，情臻理至，始勘定案。”（均见《启功丛稿·题跋卷》，中华书局1999年7月第一版）。经有关学者考证，在成书于万历三年（1575）的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中所看到的《敕勒歌》,就写作“天似穹庐盖四野”。从时间上说,这应该是“天似穹庐盖四野”文本形态的最早表现。此后,钟惺、谭元春二人合编的《古诗归》,将《敕勒歌》中“天似穹庐”与其下句连为一句,也没有一般所见的“笼”字。有些方志所记民间曾经传唱的文本也是“天似穹庐盖四野”。但日人小川环树《敕勒之歌——它的原来的语言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一文（《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通过对古突厥语民歌形式的分析,认为“六、八、六、七”的句式,正符合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形式。

    《敕勒歌》的异文除了“天似穹庐盖四野”外,还有其他几种情形。比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一,“笼盖四野”就变成了“ 笼罩四野” ;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胡三省注引洪迈语，也作“笼罩”。另外王灼《碧鸡漫志·汉之歌》所引《敕勒歌》，其中两句则为“山苍苍，天茫茫”。

   《敕勒歌》的异文问题，既有传抄原因，也有翻译原因。既然是翻译的作品，那么不论它是先由敕勒语翻译成鲜卑语再翻译成汉语，还是直接从鲜卑语翻译为汉语，其在转译和传唱中就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当然其中一种最受欢迎因而最为流行也是十分正常的。

 

                （本文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教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