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与黄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邢洁晨

 

　　敕勒川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区位，成为诸多北方民族发祥繁衍的摇篮、振兴演变的舞台，成为中原塞外、大漠南北、欧亚大陆经济文化交流传播的通衢大道和桥梁枢纽。

　　一、敕勒川——北方民族的摇篮、草原丝路的枢纽

　　敕勒川东西绵延数千里，背倚阴山大漠、黄河蜿蜒流过，自古树木葱茏、水草茂盛、平川沃野、宜耕宜牧。在这片辽阔富饶的草原上，孕育了匈奴、鲜卑、柔然、突厥、敕勒、蒙古等诸多强大的北方民族，为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敕勒川正处在草原丝绸之路的要道上，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在古老的欧亚大陆上，曾经有数条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是其中之一。它是横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大通道，分为南北两道，北道东起西伯利亚，途经外蒙古高原，向西过中亚抵达东欧；南道东起辽海，西沿燕山北麓、阴山、天山南北麓，经中亚进入欧洲。草原丝绸之路，为北方马上民族所开拓，相比其他丝绸之路，更为通畅便捷，自古很少间断，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敕勒川水草丰美、地势平坦、位置居中，交通四通八达，南北连接中原漠北，东西贯通中外欧亚，成为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交通枢纽。

　　敕勒川的环境特点和区位优势，为揭示其深厚历史文化积淀之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而大量史实又为敕勒川的特殊地位和贡献提供了佐证，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就是典型例证。

　　二、阿勒坦汗、三世达赖——再续蒙藏友好前缘的使者

　　蒙藏民族关系的正式建立，始于窝阔台汗时代。1247年窝阔台汗三子阔端与西藏萨迦派教主的凉州会谈和《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签订，标志着西藏正式纳入蒙元帝国的版图，藏传佛教开始传入蒙古地的广泛传播始于北元中期，重启蒙藏文化交流的使者就是土默特万户的首领阿勒坦汗和格鲁派宗教领袖三世达赖喇嘛。

    阿勒坦汗（1508—1582）是北元蒙古族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土默特万户的首领、达延汗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之次子。阿勒坦汗“雄黠善兵”“宏图大略”，为敕勒川地区经济社会振兴，为北元文化宗教的传播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其一，开疆拓土，称雄漠南。他战功卓著，曾经六征兀良哈，四征青海、河西，远征卫拉特，兵行新疆、阿尔泰山。嘉靖末年，开始长期驻牧甘肃、青海，1550年亲率十万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庚戌之变”。16世纪初，达延汗统一蒙古，形成左右两翼六个万户，大汗驻帐左翼，统领北元。达延汗去世后，其长子后裔博迪、达赉逊相继为北元大汗。阿勒坦汗势力崛起，与大汗分庭抗礼，争雄漠南。据明实录记载：“小王子者（指达赉逊），俺答（即阿勒坦汗）之侄也。俺答桀骜，久不听其约束，而耻为之下，……与其侄争雄”［1］。16世纪中叶，北元大汗达赉逊慑于阿勒坦汗的威逼，率左翼离开锡林郭勒草原，东迁辽西，牧地被阿勒坦汗的弟弟和长子占领。这样，阿勒坦汗的势力控制了漠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其二，振兴经济、营建城郭。单一性和脆弱性是古代草原游牧经济的致命缺陷。阿勒坦汗通过制订法典确保草原畜牧业的稳定发展；通过奖励农耕、抚恤贫困发展农业，“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2］；通过招募中原工匠、厚利刺激、互市贸易大力发展手工业，弥补了生活用品和军事器械的不足；择地美丽富饶的土默川，修建呼和浩特城和美岱召城。其三，结好明朝、通贡互市。中原塞外自古就有密不可分的经济政治联系，这是社会发展的需求，是历史的选择。明蒙经过百余年的纷争和阿勒坦汗半个世纪的努力，双方终于认识到，战则两败俱伤，和则“汉达两利”。终于在隆庆五年（1571年）迎来了明蒙和议，史称“隆庆封贡”。“隆庆封贡”结束了长达二百余年的蒙汉纷争局面，为终明之世带来了“三陲晏然，一尘不扰，边民释戈而荷锄，关城息烽而安枕”［3］的和平友好的局面。16世纪70年代，阿勒坦汗的势力在整个北元社会中最强，史称“自上谷抵甘凉，穹庐万里，东服土、速（指北元大汗土门和内喀尔喀的速巴亥），西奴吉、丙（指留居青海、甘肃地区的济农和土默特部的丙兔）”［4］，拥有“控弦之士四十余万”，在军事、经济上成为漠南蒙古的霸主。但是，在政治上和社会观念上，他还无法实现“长北方诸酋”的愿望，这是因为北元的正统大汗依然在位，标志其在蒙古社会身份地位的封号“索多”“土谢图彻辰汗”等都是他“耻为之下”的北元大汗赏赐。因此，寻找一种思想体系和伦理观念为自己的霸业提供神圣的精神依据，成为阿勒坦汗的迫切需求。这时，藏传佛教的佛陀转世学说和忽必烈与八思巴喇嘛建立蒙藏友好关系的历史经验，使阿勒坦汗最终选择了积极引进藏传佛教。正如《阿勒坦汗传》所记：阿勒坦汗“怀念向往八思巴喇嘛与薛禅汗（即忽必烈汗）二人所建立的无以伦比的政教之朝，昼不能忘，夜不能寐”［5］。1578年阿勒坦汗与格鲁派首领锁南嘉措在恰布恰庙会谈，终于让他如愿以偿。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是宗喀巴（1357—1419）大师，生于青海，师事青藏宗教名流，通达佛典，深谙诸派教法，著书立说，提倡清规戒律，苦心修炼，一扫当时宗教腐化、僧人骄横之风，故称格鲁派，意为“善律派”，因着黄色衣帽，俗称“黄帽派”、“黄教”。15世纪初，宗喀巴在青藏地区传教，得到执政的帕竹政权的支持。由于宗喀巴及其继承人改革宗教、积极弘法，黄教势力发展迅速，到16世纪初，以甘丹、哲蚌、色拉和扎什伦布四大寺院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新兴的黄教僧侣集团。16世纪中叶，帕竹世俗政权衰落，噶玛噶举派与世俗大封建主联合，大有取代帕竹政权之势。黄教的崛起，引起其他教派的嫉妒和威胁，噶玛噶举派及其世俗同盟开始摧毁失去世俗政权支持的黄教势力，命其改变服色，并取缔法会，夺取寺院。生死攸关之际，黄教集团采取了两项重大决策，一是确立活佛转世制度，以便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心，出生于贵族家庭的锁南嘉措，是黄教认定的第一位转世活佛。二是积极从外部寻找强大的军事政治靠山。由于明朝对西藏采取的是“多封众建”政策，加之对西藏鞭长莫及，黄教集团认识到借助明朝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没有希望。与此相反，北元蒙古政权雄踞大漠南北，与明对峙处于优势，特别是阿勒坦汗等右翼势力，兵锋远达新疆中亚，长期占据青海藏区，大有当年宗王阔端进兵藏区之势。基于上述内外形势，借鉴萨迦派依靠蒙元帝国力量夺取西藏政教大权的历史经验，黄教集团制订了联合北元战胜政敌的战略决策，并陆续遣人到蒙古右翼地区传教。当漠南霸主阿勒坦汗邀请锁南嘉措东来传教弘法时，黄教集团欣然允诺，因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1578年5月，阿勒坦汗和锁南嘉措在青海湖畔的恰布恰庙会晤。这次会晤取得最具历史意义的成果，这就是蒙藏僧俗统治集团再次结成政治宗教同盟。锁南嘉措大力宣扬他和阿勒坦汗是元世祖忽必烈与大元帝师八思巴喇嘛的化身，赠阿勒坦汗尊号为“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这是忽必烈曾经用过的尊号；阿勒坦汗赠锁南嘉措尊号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6］。通过互赠尊号，意味着向世人宣布，阿勒坦汗是北元蒙古的最高可汗，锁南嘉措是西藏政教两界的最高领袖，二人继承了大元帝国时期蒙藏友好关系的传统，结成了檀越和福田关系。从此藏传佛教有了“达赖喇嘛”这个称号，一直沿用至今。根据格鲁派活佛转世制度，黄教集团追认了第一、二世达赖喇嘛，锁南嘉措按序为第三世达赖喇嘛。会晤期间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大法会，蒙、藏、汉、畏等十万人众聆听锁南嘉措讲经说法，法会举行了隆重的入教仪式，千余名蒙古族信徒受戒，仅土默特部就有108名贵族青年出家为僧，其中还有汗族3人。恰布恰庙会晤，掀起黄教传入蒙古地区的第一次高潮，蒙藏友好拉开了再续前缘的序幕。

　　三、四世达赖喇嘛——诞生在蒙古黄金家族中的圣僧

　　1582年阿勒坦汗病逝，长子僧格都楞继承汗位，遵照父亲的遗嘱，派人邀请三世达赖喇嘛前来为父超度亡灵。1586年，三世达赖喇嘛到达呼和浩特，按照佛教仪式，重新隆重地安葬了阿勒坦汗的遗体，不久，僧格都楞汗逝世，他又主持了僧格都楞汗的葬礼。1588年正月，明朝万历皇帝派遣一位乘坐八台大轿的使臣来到蒙古右翼喀喇沁部，钦赐正在这里弘法的三世达赖喇嘛“朵儿只唱”（意为执金刚）名号，并召请他来北京朝见。三世达赖喇嘛接受了明朝的召请，启程进京，不幸途中病重，于三月二十六日在喀喇沁部一个名叫卡欧吐密［7］（一说圆寂在吉噶苏台）的地方圆寂，享年四十六岁。

　　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黄教集团的高层关于他的转世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转生在西藏，“止贡·夏仲曲吉嘉措的第三心传弟子夏仲官却仁钦是达赖喇嘛的转世”；另一种意见认为转生在蒙古地方，据说梵净螺髻策色曲嘉法王也作出同样的预言，认为这是值得信赖的。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认为还是应该遵照三世达赖喇嘛的遗言办理。他曾留下遗言说“过去不缺乏妙善关系，而今缘起吉祥圆满。后世依赖誓愿的力量，依然如此走大乘之善道。你将成为引导有缘众生的吉祥”［8］。对这一遗言，后世五世达赖喇嘛的解释是：三世达赖锁南嘉措与法王八思巴心续相通，而阿勒坦汗乃是忽必烈汗的转生。由于福田施主在当时大发善缘之法力，作为使佛法在蒙古地方传播开来的缘起，又因誓愿之力，使达赖喇嘛转生于成吉思汗的王族中，掌握政教相结合的权力，成为引导有缘众生走上大乘善道的吉祥怙主，这正是达赖喇嘛的不可改易的金刚遗言。［9］三世达赖喇嘛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藏族高僧，留下转世于异族他乡的遗言，令人感到意外，似乎违背常理。但是，当我们把此事与当时蒙藏社会的政教斗争形势联系起来思考时，就会发现三世达赖的遗嘱，其实是个合乎逻辑的选择。恰布恰庙会晤，是蒙藏僧俗统治集团互相利用的产物。三世达赖东来弘法，肩负着借助蒙古人的力量挽救黄教危亡的重大使命，未曾想，出使未捷身先死，如果转世再回西藏，那么，此前的一切努力都会落空，黄教集团的未来岌岌可危。他的转世只有继续留在蒙古地区，而且是诞生在强大的阿勒坦汗家族最强势后裔的家中，才符合黄教的初衷，才有可能实现既定的战略决策。三世达赖这一史无先例、惊世骇俗的安排，是个英明的决策，此后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位宗教大师、杰出政治家的聪慧睿智与远见卓识。黄教集团最终达成共识，认定阿勒坦汗长子，亦即僧格都楞汗的孙子为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而且，关于四世达赖喇嘛的名字，三世达赖也留下遗言“天命之人生喜乐，声誉远播功德具，增盛犹如上弦月”。关于这段话，五世达赖也有解释：这里的天命之人一词即指成吉思汗的后裔王族。达赖喇嘛转生在该王族中，将使彼方有情众生皆大欢喜。功德指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名字前面的两字。增盛一词犹言如大海汇纳百川而增益，后两句遗言中隐有转世灵童的名字“功德海”，即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0］

　　四世达赖喇嘛1589年正月初一诞生，三岁时，在他父亲松木儿台吉的陪同下，被蒙古蒙藏封建主迎请到呼和浩特，于当年三世达赖喇嘛坐过的法座上就坐。由于年龄太小，四世达赖在呼和浩特滞留了十年之久。1602年，四世达赖在西藏迎请团和蒙古军队的护送下前往西藏，第二年到达拉萨，受到僧俗数以万计人众的隆重欢迎。此后，四世达赖拜四世班禅为师受戒，历任哲蚌寺第十三任池巴和色拉寺第十五任池巴。1616年十二月十五日，四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圆寂，时年28岁。四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大军的护送下在拉萨坐床，使黄教集团向争夺西藏政教执政大权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四世达赖虽然英年早逝，但是，他是敕勒川这片吉祥宝地的骄傲，是蒙藏友好民族关系的结晶，也是中国各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见证！

　　四、呼和浩特——大漠南北的黄教圣地

　　恰布恰庙会晤，标志着黄教开始传入蒙古地区。由于阿勒坦汗等右翼封建主的大力扶持推行和三世达赖喇嘛等黄教高僧的不懈弘法，呼和浩特地区成为黄教的中心和圣地，并迅速从这里传向蒙古各地，蒙藏文化开始了广泛的交流融合。政治上，阿勒坦汗制定了《阿勒坦汗法典》和一系列规定，用法律的形式确保了黄教僧侣在政治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同时，西藏的政教制度也对北元以来蒙古社会出现的封建领主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包括产生了喇嘛这样一个新的庞大的僧侣阶层。精神文化上，通过佛教经典的翻译传播，蒙藏的宗教思想、哲学伦理、科学技术和语言文史知识都相互产生影响和融合。在三世达赖喇嘛的指导下，土默特高僧阿优希固什将梵文佛教名词术语用蒙文作音标转写，创制了“阿礼嘎礼” 蒙古文字，相继将卷帙浩繁、语言艰深的108函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经》等译成蒙文，堪称宗教史上的盛事。此后蒙古族的文史著作、社会生活，随处可见藏传佛教文化的痕迹。物质文化上，阿勒坦汗及其后人，在呼和浩特地区陆续修建了大量的黄教寺庙，供奉着释迦牟尼银佛的大昭寺、城寺结合的美岱召、设有四世达赖法座的席力图召等一大批金碧辉煌的召庙塔寺在土默川拔地而起，因此，呼和浩特又有“召城”美誉。总之，这一时期的敕勒川，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都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特别是有两世达赖喇嘛先后在此坐床弘法，使呼和浩特地区成为蒙藏社会乃至明朝关注的焦点，成为大漠南北的宗教圣地。

　　恰布恰庙会晤和三世达赖喇嘛来蒙古传法，北元社会出现崇佛信教的热潮，特别是在蒙古封建上层社会掀起了宗教的狂热。“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11］这一现象，与北元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元中后期，汗权衰落，封建割据局面日趋严重，一种新兴的游牧封建领主制度正在形成，各大封建主之间各自为政，互不统属，无论是黄金家族的宗王、台吉，还是异姓贵戚首领，均为各自封地上的领主，形同可汗。与阿勒坦汗一样，这些封建领主都迫切需要获得“汗”、“王”等封号，以使现有制度和既得利益合法化、神圣化。所以，北元各地大封建主纷纷前来朝拜三世达赖喇嘛，进献巨额的珍宝、器物和牲畜，皈依受戒，索求封号。

　　三世达赖喇嘛东来传法的第一站是鄂尔多斯地区。

　　早在恰布恰庙大法会上，三世达赖就曾赠予北元右翼济农、鄂尔多斯万户首领博硕克图以“咱克喇瓦尔弟彻辰济农哈什汗”之号。“哈什汗”有人推测是“河西汗”的意思。［12］ 不管怎样，这个封号表明，一是鄂尔多斯济农获得了“汗”的称号，二是此汗肯定不会高于阿勒坦汗。1584年末，三世达赖进入鄂尔多斯地界传教一年。此间，鄂尔多斯博硕克图济农、彻辰洪台吉、彻辰岱青等大封建主分别为三世达赖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敬献大批的财物牲畜，接受了“吉祥喜金刚四种圆满灌顶”，并且“率全部鄂尔多斯万户皈依宗教之门”。［13］

　　漠北的喀尔喀万户首领中，最早皈依黄教的是阿巴岱台吉。漠北是北元左翼喀尔喀万户的领地，此时形成七大领主割据的局面，其中阿巴岱台吉实力最强。1586年，三世达赖喇嘛刚刚到达呼和浩特，阿巴岱台吉就穿过大漠，携厚礼远道而来。三世达赖喇嘛赠予他“大齐瓦齐尔巴尼可汗”封号。［14］阿巴岱台吉“领受佛教要旨，迎经典归，为众所服”,成为外喀尔喀第一个拥有汗号的封建主，不久,在漠北水草丰美之地修建了著名的“额尔德尼召”,哲布尊丹巴活佛也转世在他的家族，一个新的黄教传播中心在漠北诞生。

　　1587年，北元大汗图门派遣阿木岱洪台吉前来呼和浩特朝拜三世达赖，奉献金银币帛及驼马牲畜以万计,转达图门汗的意愿：以察哈尔图门汗的名义,代表全体察哈尔部众为皈依宗教邀请三世达赖东来传法。第二年，图门汗再次派遣图迈洪台吉率千人队伍,前来迎请三世达赖，但因达赖病逝途中,未能成行。

　　16世纪末,黄教从雪域高原沿着敕勒川草原丝路传向大漠南北,渗透到北元社会的各个领域,默默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物质生活。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一场席卷蒙、藏、汉、满、维等众多民族社会、影响中国几百年进程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戏因此而拉开了序幕。

注释：

［1］《明世宗实录》卷371，嘉靖三十年三月壬辰。

［2］瞿九思:《万历武功录》，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万历原刻本。

［3］《明穆宗实录》卷59，隆庆五年七月戊寅。

［4］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列传下》。

［5］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第127节。

［6］“咱克喇瓦尔第”是梵文“转轮王”的意思，“彻辰汗”是聪睿之汗的意思，合起来意为世俗界强大聪睿无比的帝王；“圣识一切”意为“遍知一切”，“瓦齐尔达喇”是梵文，意为“金刚持”，“达赖”是蒙古语，意为“海洋”，“喇嘛”是藏语，意为“上师”，合起来意为具有显密两宗最高成就的圣师，或藏传佛教界地位最高的大师。

［7］［8］［9］［10］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等译：《三世达赖喇嘛传》，第26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卷第523页。

［12］扎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第428页。

［13］《三世达赖喇嘛传》，第245页。

［14］张穆著，张正明等点校《蒙古游牧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蒙古源流》记载为“瓦齐赉汗”。（本文作者系内蒙古民进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