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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原政协副主席、敕勒川文化研究会顾问陈育宁发言

宁夏回族自治区原政协副主席、敕勒川文化研究会顾问陈育宁发言

 

                    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顾问陈育宁

 

  把敕勒川这样一个历史上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民族特色、文化内涵很丰富的地区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树起了一个新的文化概念,即敕勒川文化,搭起了一个文化研究和交流的新的平台。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是敕勒川地区近年来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产物,是这一地区的各级领导加强文化意识、注重挖掘该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产物,也是内蒙古多年来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一个重要成果。

  对于敕勒川文化,伏来旺会长的讲话作了非常详尽深入的解读,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当我们以“敕勒川文化”这样一个概念来重新认识敕勒川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时,许多零星的认识就变得条理化、系统化了。“敕勒川文化”为我们搭起了一个地方学的学科平台。我们用这个概念进行一番再思考时,感到敕勒川文化的确具有一些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的特征。

  第一,敕勒川文化源远流长,是我国草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近年来,内蒙古的专家学者全面深入地研究草原文化,出了许多新的成果,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对中华文化的渊源有了更新的认识。从阴山岩画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匈奴,以后的敕勒、柔然、鲜卑、蒙古,这些草原游牧民族大都在敕勒川地区形成、发展、壮大,他们开发了这个地区,也创造了草原文明。其中早期匈奴的贡献尤为突出。昨天我看到昭君墓匈奴博物馆里对匈奴族历史的一个解释,认为从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建立匈奴国开始到公元91年匈奴北迁,匈奴的历史大约是300多年。其实匈奴在北方活动的时间不止300年。在乌审旗南和陕西靖边县北保留着一个白城子遗址,这个遗址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由匈奴铁弗部建立的一个叫大夏国的政权所在地。铁弗部是匈奴父系和鲜卑母系组合而成。这个政权在公元431年被北魏灭亡后,匈奴族才在我国北方的舞台上消失了。这样算来,匈奴的历史大约有700多年。民族学界一位前辈学者谷包先生曾经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华民族最早的起源是北方的匈奴族和中原的华夏族这两个族团的结合。同样,中华文化的起源也是北方草原民族所创造的草原文化和中原农耕民族文化的结合。在草原文化的起源过程中,敕勒川是做过重要贡献的。对草原文化的认识是我们重新认识敕勒川文化的一个钥匙,也就是说,提升了我们对这一地区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

陈育宁在敕勒川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言。(孟庆涛 摄)

  第二,敕勒川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典型地区。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在这个地区活动并进行开发,他们的文化相互吸收和影响,也积极吸收中原的各种文化。公元4—5世纪时,包括敕勒川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经历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对这一时期,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叫“五胡乱华”,似乎颇有贬义。实际上这个“乱”, 是一种民族之间大交融、大融合的局面,是多民族统一的“治”世前奏。十六国前后存在了100多年。十六个民族政权中至少有十四个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随着北魏的统一,这十六个政权消亡了。后来在这个地区逐渐形成了汉族为主体的聚居区。是不是这些少数民族被“汉化”了呢?实际上,这些地区原来汉族并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强大。如果说这一地区很多少数民族被“汉化”了,还不如说是“化汉”了。通过各民族的大融合,这个地区混血而成的汉族壮大了,汉族人口大大增加。各个民族之间的交融,他们的先进的东西都逐渐地集中在一个人口不断混合壮大的民族身上,即汉族身上。毛主席曾经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期由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汉族正是在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敕勒川地区创造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条件、地理条件。在这一地区,许多民族都有为民族融合作过贡献的代表人物和典型事例。如流传千古的昭君出塞,赢来了汉匈友好和边塞安宁;三娘子建库库和屯,推动了敕勒川经济交通的发展和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曾在这一地区活跃而壮大的鲜卑拓跋,建立了北魏政权并入主中原,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入主中原的政权,也是第一次向秦汉以来形成的以中原汉族为中心的正统观做出了挑战。原来,少数民族也可以在中华大地上“当家做主”,也可以继正统做主人。这个意义非同小可。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样不断地相互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我们解剖敕勒川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可以进一步认识今天我国民族关系及其历史传统由何而来。敕勒川文化的实质就是民族融合的文化,敕勒川的传统就是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传统。

  第三,敕勒川文化是中华黄河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看到杨·道尔吉先生的一篇文章讲到,敕勒川文化有两个重要的条件,第一是阴山,第二是黄河,正是在这个区域间形成了敕勒川和敕勒川文化。我觉得指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需要很好地研究敕勒川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问题。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同样,她也是敕勒川文化的摇篮。古代游牧民族在这一带是沿河分布的。因为只有水才带来了生命,有了生命才能创造文明。黄河和它的支流浇灌着这个“川”,这是创造文明的先决条件。我们在研究河套文化时,结合对黄河史和地质史的了解获得了新的启发。黄河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80—200万年前。整条黄河并不是一次形成的,它是分段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一段是在与敕勒川相连的河套、鄂尔多斯。180万年以前,鄂尔多斯古陆隆起的时候把许多湖泊挤到周边形成了一条阶段性的河流,这是最古老的一段黄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河套养育了最早的黄河。100万年前,黄河向下游延伸,连起了下游的湖泊,流入大海。十几万年前,青藏高原隆起,青藏高原上的湖泊连成一条河流向东流。到了8万年前,这条河流和河套这段的黄河联系起来,逐渐形成了一条畅通的黄河。黄河分三段形成,首先形成于河套和敕勒川地区。河套和敕勒川与黄河的这一深层次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资源优势,也有着更多的文化内涵,是“敕勒川文化”中特别应看重的内容之一。

  我相信, 随着对敕勒川文化研究的深入,还会有许多新的认识、新的发现。重要的是,通过敕勒川文化研究会这个平台和“敕勒川文化”这个概念,我们就可能把许多零星的、不系统的认识在这个平台上加以整理、统一、深化。我非常赞同伏来旺会长报告中讲到的, 研究民族关系,文化认同是最重要的基础。越是文化认同充分的地区,民族关系越好,即使有一点矛盾,也好调解,因为已经建立了文化认同的基础。而文化的认同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我们长期地认识、研究,并让更多的人达成共识。只有文化的认同,我们才能进一步提升到中华民族的认同、国家的认同。所以, 我认为,敕勒川文化的研究不仅有历史文化学术意义,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社会意义。

 

(作者系宁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宁夏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鄂尔多斯市政府文化顾问、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敕勒川文化研究会顾问。录音整理:范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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