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乌恩

 

　　敕勒川，西至狼山，东至今呼和浩特东郊，北依阴山，南傍黄河，东西约500公里平川。涵盖今巴彦淖尔局部、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大部。该地因南北朝时期敕勒族入住而获此名。本文就该区域的古今历史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问题，进行扼要阐述，以求教于大方。

　　敕勒川东临乌兰察布高原，西南与鄂尔多斯台地相临，是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区。特殊的地理区位，特殊的自然环境，使敕勒川地区成为古今瞩目的要地，受数千年来的战争、经济文化交往、移民以及社会制度更替的影响，使这一区域成为中国历史上极具特色的人文地理单元。

　　敕勒川是中国远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在此区域星罗棋布，在呼和浩特市东郊发现的“大窑文化”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存，距今约40万年（一说70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还有前乃莫板村脑包梁、南水泉、马鬃山前坡、卧铺窑村、二道洼村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已发现数十处，如阿善、转龙湾、海生不浪、白泥窑子、西豪赖、美岱脑包山、石人湾、古力板、白塔村等。i表明该地区拥有十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敕勒川地区是历代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的必争之地。自公元前四世纪“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ii始，敕勒川地区控制权的争夺，便成为体现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实力强弱的风向标，强势者必然掌控该区域。这里是西汉匈奴南单于庭和右贤王主力所在，东汉、三国时期的南单于庭、鲜卑入关前的政治中心也均设于此。而战国时期的赵国、秦朝、汉朝、前秦、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朝、唐朝、后唐、后晋、辽朝、金朝、元朝、明朝、清朝，均于此地设立过统治机构，以强化治理。

　　在区区狭长地域，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先后云集于此，有如此之多的中原王朝在此设置政权机构，历代长城如此密集于黄河两岸、阴山两麓……，这一历史现象在中国其他地区十分罕见。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

　　其一，重要的战略位置。敕勒川位于古代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缓冲带，阴山及黄河是天然的屏障。对该地区控制权，直接关乎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的稳定。一旦失守，“河南地”（今鄂尔多斯高原）将失去屏障，中原顿然坦露，尤其在中原王朝政治中心迁移至北京之前，敕勒川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清人顾祖禹说“自阴山而北，皆大磧，磧东西数千里，南北亦数千里，无水草，不可驻牧，中国得阴山，则乘高一望，寇出没踪迹皆见，必逾大磧而居其北，故阴山为御边要地。阴山以南，即为漠南，彼若得入阴山，则易以饱其力而内犯。此秦汉唐都关中，必逾河而北守山也”。唐朝在掌握阴山控制权之后，曾有如下豪迈之语：“跨大河以北向，制胡马之南牧。……东极于海，西穷于天，纳阴山于寸眸，拳大漠于一掌”。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敕勒川是他们入主中原前休养生息的“跳板”，也是他们控制中原与蒙古高原商路的中枢。在古代历史上，掌控敕勒川是蒙古高原霸主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观察中原社会与游牧社会强弱的最简易的尺度。因此，该地区是中国古代史上战争密集发生区域，且历史跨度长，自战国至现代，战火连绵数千年。清代之后，归绥、包头依旧担负着战略交通枢纽作用，内地通往今蒙古国、俄罗斯以及新疆的商路，大多由归绥和包头中转。因而，众多民族在同一地区留下足迹、历代中原王朝不遗余力经略、不同时代长城叠加的现象就势在必然了。

  　其二，优越的自然条件。敕勒川虽然地处塞外，但由于比邻黄河，有阴山作为屏障，形成了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风调雨顺，土地肥沃，植物繁茂，既是优良牧场，又可作为良田。汉代文献有“朔方地肥饶”、“五原……膏壤”的记载，汉廷为解决军粮，在此区域设施过军垦机构。对游牧民族而言，阴山是绝佳的狩猎场和冬营盘，敕勒川是最理想的优良牧场，史书载：敕勒川“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所以匈奴失去敕勒川之后，有“亡我祁连山（阴山的古今称谓多种，在隋代被称为大斤山、秦山，唐代也被称为青山，辽金时代对阴山的某一区段还称作神山、天山、黑山、夹山等，这基本都是中原人的称谓。而北方民族在历史上亦称之为“祁连山”，意为“天山”，到清代仍有人沿用。蒙古人对大青山段称为“达兰喀喇”），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哀叹，以至在汉武帝占领该区域后，“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足见其珍视程度。

　　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心态，才会产生了敕勒人脍炙人口的“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赞美之词。

　　敕勒川是草原民族文化的熔炉。从夏代的荤粥，到当代多民族聚居的格局，数千年来，敕勒川地区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为大量北方民族提供了展示风采的舞台，见证了几乎所有北方民族穿越瀚海，跨过阴山，由弱小逐渐强盛，或由此逐鹿中原，或在此折戟沉沙，或在此消融的历史，演绎了无数历史的喜剧和悲剧……，数千年间，虽然夏代的荤粥、商代的危方、西周的鬼方、春秋的楼烦和林胡、战国至秦汉的匈奴，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匈奴、羯、鲜卑（含东部鲜卑）、柔然、敕勒，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吐谷浑、沙陀，辽金时代的契丹、女真等等民族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但他们的文化精神、生产技术、文学艺术都滋润了这片土地，成为后来者发展的基础和动力。高阙塞、秦烽燧、阴山两麓的匈奴墓、和林格尔的盛乐遗址、呼和浩特东郊的白塔、美岱召……，静静地向人们诉说着曾经如火如荼的历史。

　　这里是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见证地。中华文化从遥远的蛮荒时代走到今天，并成为全球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形态，形成多民族和谐共处的泱泱大国，每一个民族都在此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传承过程中，一些民族消亡了，一些民族崛起了，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而敕勒川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地，这里见证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历史性壮举，见证了千古佳话—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的“胡汉和亲”，见证了北魏边镇鲜卑、柔然、汉、敕勒、羌氐、蒙古各民族的大融合，见证了元代东西文化的融汇（元代汪古部信奉基督教），见证了蒙藏文化融合之滥觞，见证了阿勒坦汗、三娘子修筑青城、明蒙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了“西口文化”的形成……。可以讲，敕勒川是中华多元一体历史的缩影。

　　敕勒川是中国边疆经济文化发展历史的缩影。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济文化类型多样，发展水平不平衡。从大的区域看，古代中国大体可以划分为稻作经济区（江南）、粟作经济区（黄河流域）和畜牧经济区（塞外地区），还包括渔猎经济区（森林、沿海地区），受地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和壮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互补和交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始终在变化之中，逐渐与全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速度同步。而敕勒川的经济发展历程，集中体现了中国边疆经济文化发展历程。在新旧石器时代，与所有同一时期人类生存方式一样，人更多是依赖于自然环境，狩猎、采集和原始农业是主要的生存手段；进入夏商周时期，游牧业成为主导性产业；战国秦汉，该区域成为中原政权与匈奴拉锯地带，农业和牧业交替发展；自阿勒坦汗建库库和屯—青城，从十六世纪末叶开始，敕勒川区域开始了由半农半牧向农业化的转变，到清中后期，呼和浩特与包头之间，已形成了阡陌纵横的农业区，而两座城市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商埠，在全国经济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949年的绥远和平解放，新中国建立后，呼和浩特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包头成为北疆工业重镇。改革开放之后，由呼包鄂组成的金三角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由原始的采集、到原始的狩猎、农耕，从游牧业到农业、工商业并举，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变，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到与国际市场经济对接，敕勒川见证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沧海桑田式的巨变历程，是中国边疆社会发展史的缩影。

　　敕勒川是引领草原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从匈奴时代开始，阴山两麓及河套区域，成为草原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4世纪，鲜卑人开创了北方游牧民族统一中原的先河；北魏六镇的民族大融合，不仅影响了中国北方民族的格局，新型的文化直接奠定了隋唐文化的开放气度；北元的阿勒坦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引入蒙古，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佛教为蒙古族唯一合法的信仰，由此改变了蒙古族精神文化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对中国藏传佛教的整体发展格局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阿勒坦汗输入内地移民、建筑城市的举措，开创了蒙古族发展城镇商贸、半农半牧经济生活的模式；清代开始的“走西口”移民潮，使这一区域成为内蒙古草原最早农业化、城镇化的地区；以大盛魁为代表的旅蒙商集团在此诞生，使该区域成为中国北方的商贸中心，对清代、近代中国经济格局形成了重要影响；进入20世纪，一批觉醒的蒙古族青年投身于中国历史变革大潮，产生了以乌兰夫为代表的第一批蒙古族中国共产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政策最早的实践者，为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以呼和浩特市和包头为中心的城市，成为民族地区最发达的重工业、制造业、毛纺业基地。也成为蒙古族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代表；改革开放后，作为中国西部发展最快的呼包鄂金三角的中心，呼包二市成为当今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最具活力地区。在草原民族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重要阶段，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不同民族，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奇迹，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导向性作用。

　　特殊的地理区位，优越的自然环境，使敕勒川远古的时代，就已经成为先民们修养生息的宝地。自战国时代开始，作为农牧交错带和重要的战略要地，中原历朝历代都将这里作为经略边疆的重地，成为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的争夺焦点。不同时代、不同族源的草原民族源源不断地涌入，这里既有烽烟战火的血腥经历，也有民族融合、团结交往的欢歌。多民族文化的激荡碰撞和交融，使敕勒川区域形成了开放包容、刚柔并济、勇于进取的地域文化品格。它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脉搏跳动紧密相连，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这里所发生的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华文明史上据有重要的地位。

□   i 《土默特志》上卷，第9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ii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   iii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1

□   iv 吕温：《三受降城碑铭》。徐松辑《全唐文》卷630

□   v 《汉书》卷99中《王莽传》；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   vi 《汉书》卷94下，《匈奴传》。

□  vii 《土默特志》上卷，第1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viii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作者系内蒙古社科院草原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