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文化的研究已经拉开了一个崭新的舞台帷幕，即将成立的“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就是一个里程碑。那么，敕勒川文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系统呢，我认为，敕勒川文化的内涵很深厚，但它属于地（区）域文化系统而不属于领域文化系统。

　　一、敕勒川文化属于地（区）域文化系统

　　敕勒川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在特定空间地理范围内的研究。“特定空间地理范围”是研究的第一层级，“敕勒民族”研究、“《敕勒歌》研究”等等是研究的第二、第三层级，因此，以特定空间地理范围内的文化为核心研究的敕勒川文化属于地（区）域文化系统。地（区）域文化系统概念具有中国特色，有人谓之“地域文化”，有人谓之“区域文化”，迄今尚未统一。与地（区）域文化相参照的是欧美的“文化地理学”，其与地（区）域文化概念基本相同而略有差异。与文化地理学相同，地域文化（或谓之区域文化）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是以广义的文化领域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区域内的地理特征、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文化传播的路线和走向以及人类的行为系统。文化地理学侧重以“地理环境”为中心探讨文化问题，而地（区）域文化更侧重以“历史地理”为中心探讨文化问题——这是二者的显著差异。

　　二、敕勒川文化的空间地理标志是阴山和黄河

　　以地（区）域文化为特征的敕勒川，其显著的空间地理标志是阴山和黄河。阴山和黄河是两个互为参照的地理标志。阴山是近黄河的阴山，黄河是近阴山的黄河。阴山和黄河都有很显著的文化含义。阴山具有阻隔作用，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相互碰撞、交融的见证。阴山同时也是农牧交错的分野。黄河也具有阻隔作用，但并不明显，黄河在敕勒川文化中的主要作用是它对农耕文化的滋润和支持，是它对城市文明的滋润和支持 。

　　三、敕勒川文化属于草原文化系统中的近长城系统。

　　关于“北方草原近长城区域文化”的概念，是由笔者提出的，于2009年5月8日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区域文化与中华文化”论坛上，阐述了这个概念。

    对于北方草原文化的区域形成，给今天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是16世纪初达延汗分封漠南蒙古诸部。虽然也有对原有族群分布的适应，但是达延汗更多地利用行政力量凝固了族群文化与地域之间的稳定关系。清朝的盟旗分封也基本上按照达延汗时代的分封进行的。当时，漠南蒙古六万户中有五个万户是贴近长城分布，从东到西分别是：兀良哈万户、察哈尔万户、永谢布万户、土默特万户和鄂尔多斯万户。这五个万户中，兀良哈万户和永谢布万户后来被另外三个万户融并、肢解。这一狭长区域内保留在清朝盟旗分封时的族群文化有土默特（东）、喀喇沁、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和鄂尔多斯。那么，达延汗时代的蒙古主要部落为什么要贴近长城分布呢？

　　一般认为，游牧经济是一种以畜牧为中心的独立系统，牲畜及其附属品可以维持游牧民的衣食住行。但是，这种游牧经济又是很不稳定、很脆弱的。单纯的畜牧业对自然的依赖程度很大，几乎完全听凭自然主载。实际上，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中原地区的农业与北方草原的游牧业总是相互作用，既长期共存、相互依存和补充，又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到了16世纪时，这种渴望与农业交流的趋势是蒙古各部的生存主流。元朝时期，蒙古族南下中原，与农耕文化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接触和交融，商贸流通也很通畅。但是到了明朝，这种交融和流通被政治力量隔断，这就使畜牧业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16世纪的前70年间，漠南蒙古封建主一直在致力于与中原农耕经济进行交流，这种努力既表现为和平求贡，也表现为战争掠夺。而明朝方面则一直奉行“封禁“政策，其在明世宗（嘉靖）主政的40余年时间里达到顶峰。直到明隆庆年间（1771年），缔结了著名的”隆庆议和“，这种局面才得以改观。这以后直到明末，贴近长城的草原地区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6世纪中叶，阴山南的土默特地区已经开始了农业开发，开始了著名的”板升经济“（村落经济）。

随着与内地“通贡互市”的实现，到16世纪80年代，蒙古地区手工业城市经济开始出现，呼和浩特市就是在这时兴建的。

　　清朝建立以后，以农业为本的中原汉族移民大举出塞，安家落户，使北方草原地区的近长城区域出现了坚实的半牧半农经济。民族结构的重组带来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深刻变化。敕勒川文化应当属于草原文化的近长城系统。

　　四、敕勒川文化的研究应该借鉴其他地（区）域文化研究的经验

　　199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俞晓群主编），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区）域文化研究，在借鉴了文化地理学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有了突破。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一轮地方志编修工作为地（区）域文化研究提供了深厚的材料学基础。本世纪初，伴随着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地（区）域文化研究和开发越来越得到重视。2004年山东召开第一次全国地域文化研讨会，则标志着全国性的地（区）域文化研究达到高潮。我们应该借鉴中国各地地域文化的先进经验，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

　　中国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曾经有过一个“地方文史运动”，大众的集体历史记忆透过各种媒介大量涌现，使台湾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美国的历史学者，则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门的政策，分析和咨询，为公共决策和立法提供有关支持和意见。进行地方文化资源管理和历史遗产保护，帮助联邦、州、地方、社区和家族撰写历史，促进地方历史的发展。

敕勒川文化研究和所有的地（区）域文化研究一样，需要开展大量田野调查，广泛搜集口述史料、民间文献、实物以及影像资料，并且以适当方式将有关成果或认识加以展示和传播。要充分利用电子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提升资料搜集、计量研究方法和图像处理技术；另一方面则要推动地方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提升。

　　　　　　　　　（作者系内蒙古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