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大文化

——略谈敕勒川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潘照东

 

 

　　敕勒川，得名于北魏。

　　公园42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战胜桑然，并征服了原驻牧于贝加尔湖东的敕勒族数十万之众，将其迁至漠南阴山以南的广阔地区，这里便被称为“敕勒川”。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发生、发展、演变的变化，便是“敕勒川文化”。

敕勒川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一、敕勒川的战略地位。

　　敕勒川背阴山，面黄河，北接广阔的无垠的蒙古草原，向南遥望关中，为控扼关中、中原的天下形胜之地。

　　在中国历史上，西周、秦、西汉、隋、唐诸朝，皆以关中京畿所在。

敕勒川大文化——略谈敕勒川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潘照东

敕勒川，得名于北魏。

　　公园42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战胜桑然，并征服了原驻牧于贝加尔湖东的敕勒族数十万之众，将其迁至漠南阴山以南的广阔地区，这里便被称为“敕勒川”。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发生、发展、演变的变化，便是“敕勒川文化”。

　　敕勒川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一、敕勒川的战略地位。

　　敕勒川背阴山，面黄河，北接广阔的无垠的蒙古草原，向南遥望关中，为控扼关中、中原的天下形胜之地。

　　在中国历史上，西周、秦、西汉、隋、唐诸朝，皆以关中京畿所在。因此，古人有“中原为天下之腹的，关中为天下之头顶”的说法。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序》中曾指出，“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也”“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顶然。患在头顶，其势必至于死。”顾炎武曾指出，阴山、河套南面陕西，遥望关中。“周回六七千里，其土肥沃，可耕桑。三面阻河，敌难入寇而我易防守。故自古帝王及前明皆保有其地，以内安外攘而执其要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6《河套序》）

　　二、敕勒川文化是多元复合文化

　　史称， 敕勒川“ 东至濡源， 西暨五原阴山”（《北史·高本传》）。即东至今河北省滦河上游，大马群山一带；西至阴山山脉，包括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锡林郭勒盟西南部、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及阿拉善盟东北部地区）、河北省张家口市北部地区、山西省北部地区、陕西省北部地区。这一地区自古以来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相互联系、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重要地区，从而形成了敕勒川文化并非狭小地域的单一文化，而是广大地域的多元复合文化的特点。

从总体上分析，敕勒川文化的内涵包括游牧文化、农耕文化、阴山文化、河套文化、鄂尔多斯文化、西口文化、察哈尔文化、昭君文化、和亲文化、商贸文化、草原丝绸之路文化、茶叶之路文化、城镇文化、长城文化、边塞文化、军旅文化、文学艺术等等。

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体现了敕勒川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敕勒川文化的丰富多彩。

三、敕勒川文化源远流长。

　　敕勒川的名称始于北魏，但是其文化之源则至少始于数十万年之前。

　　敕勒川地区、河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呼和浩特东郊的大窑文化遗址，是距今50万年（也有专家认为是70万年）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全世界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遗存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打造场所。鄂尔多斯高原西南部的乌审旗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是距今3.5万年（也有专家认为最14万年）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这里发现的“鄂尔多斯人”属于晚期智人，与现代蒙古人种接近。在新石器时代，包头市托克托县海生不浪文化、东郊阿善文化，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白泥窑子文化、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老虎山文化，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二里半文化、大口文化和伊金霍洛旗朱开沟文化，等等，已呈群兴璀璨之势。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评价的，“与辽西古文化区（红山文化地区）相邻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敕勒川地区），作为又一段农牧交错地带，文化发展自然有与辽西区相似的一面，又有自身特点。”“这里不仅是中原仰韶文化与北方红山文化结合的花朵，又是中原距今五千年落后一次巨变的风源，还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摇篮。所以，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辽西古文化区。”（《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四、草原文化大放光芒

　　敕勒川地区是游牧民族的摇篮。朱开沟上层文化已经表现出距今5000——4000年间，由于气候向干燥、寒冷转化，原先的森林草原向干旱草原转变，原始农业衰退，游牧也逐渐形成。熏育、猃狁、狄、戎、匈奴、鲜卑、敕勒、突厥、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均曾在敕勒川地区繁衍生息，驰骏马，放浩歌，引雕弓，射天狼，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话剧，也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游牧民族强大起来，便要向南挺进，夺取关中，逐鹿中原。阳山、河套曾是匈奴人发展壮大的根据地，是拓跋鲜卑人兴旺发达、建国立基、入主中原的根据地，也是蒙古人攻灭西夏、攻灭全国、攻灭南宋、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

　　值得重视的是，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不是来自异族的“侵略”，或是对中华文化的“毁灭”，而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原文化衰落之际走向复苏、振兴的强大力量。而敕勒川，便是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推动封建王朝政治更新，并结束分裂局面、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新起点。

　　例如，东汉末年，政治衰败，国家陷于分裂。虽然经过三国纷争，至西夏实现了短暂统一，但是“八王之乱”又将国家抛入动乱、分裂的深渊。“五胡十六国”时期，诸胡建政促进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至拓跋鲜卑在盛乐之国建政，逐步统一了中国北方，为隋、唐二朝结束分裂局面，实现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次大统一，创建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鼎盛时期奠定了基础。

　　唐朝时期，政治腐败，国家又一次陷于动乱和分裂。公园1226年，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南越阴山，占据敕勒川，建立了重要的战略根据地。经过三代人的努力，终于攻灭西夏、全国、南宋，至忽必烈建立元朝，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五、弘扬敕勒川文化的时代意义。

　　研究敕勒川文化，弘扬敕勒川文化，并不是仅仅为了抒发思古之幽情，追寻原始的绝唱。而是为了知古鉴今，发掘、继承宝贵的优秀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例如，数十万年前，敕勒川先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揭开了开发敕勒川的序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敕勒川人薪火相传，以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数度创造了敕勒川地区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这种自然不息、开拓奋进的精神，今天仍然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发扬光大的。

敕勒川地区自古以来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替而居、交错而居的地区。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信仰与风俗习惯，自然会形成矛盾与冲突。但是，交往、交流、交融是主流。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推进，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促进了敕勒川的经济发展，促进了敕勒川的文化繁荣，也行成了以“开放、包容、和谐”为特征的敕勒川人文精神。从历史发展分析，在敕勒川地区，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等等，有许多已经融入汉族。北元时期，蒙古土默特部等驻牧于土默川。阿拉坦汗为开发敕勒川，招抚了大量汉族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文人、艺人、奖励垦殖，振兴百工，通商互市，起筑板升（村落），修建美岱召城、库库和屯（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前身），创造了土默川的繁荣。清朝康熙年以后，走西口形成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敕勒川地区的开发建设。土默川、河套地区成为塞外粮仓，原来放牧的蒙古族有不少转向从事农业耕作，归化、包头成为重要的塞外埠，蒙古族音乐与汉族音乐结合的“风搅雪”绽放了绚丽夺目的艺术奇葩。从团结、和谐保稳定、促发展、促繁荣，今天仍是敕勒川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必要保证。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受封建正统观、大汉族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国内仍有不少学术论著、文艺作品将草原民族说成落后、野蛮、残暴的“异族”，甚至将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说成是与沙俄、日本、西方列强侵华同等的“侵略”。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危害极大的。研究、弘扬敕勒川文化，科学认识敕勒川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正确认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正确认识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关系、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抵制、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分化”、“西化”、阴谋，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者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民族文化大区”专家委员会委员）